男子刀杀村医因“精神病”获释 10年后再杀2人
7月17日，遵义市仁江村,村民刘安平用一把20厘米长的尖刀，杀死了同村正在午睡的卢永金和卢大光。一切同十年前如出一辙。2003年的一天下午，村医余家林也是在午睡中被刘安平连捅七八刀身亡。不过刘凭着一纸精神病鉴定，在被捕27天后获释。
在这十年间，刘安平像正常人一样炒股、做生意、开车搞运输，直到他再次犯下血案。
7月17日是农历六月初十，正是遵义市仁江村“逢五逢十”的赶集日。村里人大多跑到一公里外的集市采购，村里的街头除偶尔扬起的尘土，鲜有人影。
张世琴的小卖铺当天也大受影响，一上午没做成一笔生意，她无聊得直打瞌睡。她的丈夫卢永金是村里的兽医，当天上午出了四趟诊。回到小卖铺旁的家，卢永金就躺在门口的躺椅上迷糊着了。
12点多，村民刘安平拿着五元钱来买花生牛奶，小卖铺才开了张。拿着张世琴找回的一元钱，刘安平走到卢永金面前说：“你开的止泻药很管用啊。”卢永金睡眼惺忪地还没反应过来，一把约20厘米长的尖刀已插进他的右腹。
刘安平用手把刀绞了几下，在卢永金身上又补了几刀。他不顾张世琴的尖叫声，又跑到卢家北边一间屋，在正午睡的卢永金的父亲卢大光身上捅了几刀。卢大光叫嚷着追出大门，扑倒在地。
一切同十年前如出一辙。十年前的一天下午，村里的医生余家林正是在午睡中被刘安平连捅七八刀身亡。刘安平则凭着一纸精神病鉴定，在被捕27天后获释。
在这十年间，刘安平像正常人一样炒股、做生意、开车搞运输，生活没有受到任何监管，直到他再次犯下血案，被捕入狱。
十年前的旧案
位于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的仁江村是个大村，村子分十几个村民小组。刘安平所在的龙舞组就有约600人。
刘安平的父亲是从偏远山区迁到村里的，靠搞运输维持着不错的家境。刘安平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一哥一姐。在村民的印象里，刘安平从小就不太爱和人交流，朋友很少，说话总是轻声细语的。
卢大剑曾是刘安平的中学老师。他印象里刘安平成绩总是在班上后十名内，但他不调皮，总是安安静静的，对喜欢的事情就下功夫钻研。刘安平的妈妈几年前被诊断出癌症，医生认为命不久矣。刘安平为此自学医科，给母亲开药。此事也被村民传为佳话，大家认为刘母健康地活到现在，和刘安平的努力不无关系。
长大后的刘安平瘦瘦高高，文质彬彬，相貌也挺英俊。初中毕业后，他和家人一起跑起运输。卢大剑坚持认为，刘安平就是在跑运输后学坏的。
内向的刘安平几乎没有知心朋友，卢永祥是他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他觉得，自己之所以能被刘认可为朋友，是因为自己能耐心听他“吹牛”。刘安平经常和他讲自己在外面有多少女人，讲自己炒股票的经历。“基本都是他在说，我在听。”卢永祥说，两人没有共同爱好，也没有共过事，在一起就是聊天。刘安平不愿跟别人说的话，却都愿意跟卢永祥说。
刘安平总是轻声说话，表情淡然，但卢永祥仍可从言谈中感觉出他的得意。在卢永祥印象里，刘安平从没有大发脾气的时候，整个人非常安静非常闷。这和他日后持刀疯狂杀人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刘安平第一次杀人在2003年。刘安平从外地出车回家，感觉下身不适，便到当地余家林的私人诊所就诊。余家林告诉他，他患了“梅毒”。刘安平听了非常害怕，便瞒着家人在余家林的诊所开始了治疗。下身的症状很快消失，但肠胃却一天天不适起来。
《贵州都市报》当年的报道称，刘安平怀疑肠胃病是治疗“梅毒”产生的毒副作用而引起的，花了5000余元医疗费后，肠胃疾病反而越发严重。他转投当地另一家诊所的医生张某某，依然被诊断为“梅毒”，花去数千元，病情依旧。后来，家人陪刘到贵阳某大医院检查，查明刘并未患性病，而是长期驾车不洁引起的炎症。
刘安平时常看医书，他认为自己的症状是“胃癌”，无药可治活不长了，就把患上“胃癌”（实为胃炎）的责任完全归咎在余家林用药不当上。
2003年10月28日下午4点半钟，刘安平到余家林的诊所中，看到余在睡午觉，转身回家取了把长刀，照着正熟睡的余砍去。余家林左额被砍掉一块肉，他满脸鲜血跑出门外，没跑几步便一脚踏空，摔倒在地。刘安平追出来，对准余家林连砍七八刀，其中一刀刺中余肝左叶而致其死亡。
附近村民被刘安平的举动吓呆了，没人敢近前。作案后，刘安平在原地持刀而立，冷静地念叨着：“我终于报仇了。”赶来的民警给刘安平戴上手铐。他则说，如果警察晚些赶到，他打算将另一名误诊他的医生张某某也杀死。
关键的精神病鉴定
余家林的父亲余天益至今记得十年前杀人案的每个细节。那一天，他不仅失去了儿子，儿媳和孙女的精神也受了很大刺激，孙女的学业也因此被耽搁。
事发第二天，刘安平被批准逮捕，但27天之后的11月26日，刘安平就获释了。记者见到一份当年的《释放通知书》显示，刘安平因“无刑事责任能力（精神病发病期）”被予以释放。
当年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人民法院的判决书显示，2003年11月13日，经办案单位委托对刘安平进行司法精神病学鉴定，鉴定单位于2003年11月26日作出鉴定结论，评定被告人刘安平无刑事责任能力，刘安平在当日获释。
刘家被判赔偿余家死亡赔偿金、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抚慰金等共计7.2万余元。但余天益说，家里只收到3.5万余元。因为家庭经济条件陷入困境，他不得已放弃继续依靠法律手段索赔。
如今，余天益在当地经营一个小杂货铺，年过七旬的他视力下降得厉害。儿媳则在浙江打工。余天益至今不忘“要把杀人者正法”。
龙舞组村民卢永超记得，刘安平被释放后，还按当地风俗，管同组的他叫“老表”。“你差点就见不到我了，老表。”刘安平说。
毕竟杀的是其他组的村民，从小看着刘安平长大的龙舞组村民，在刘安平获释后，还是像自家人一样重新接纳了他。
村民们觉得，刘安平杀人是一时冲动。但几乎没有人相信他真的是精神病。从小和刘安平玩到大的朋友卢永祥说：“他脑子聪明得很，说话正常得很，怎么会是精神病呢？”
很快，村民间有传言，刘安平的姨娘是贵阳某医院的领导，他的精神病鉴定，是家里为了救他一命托关系弄来的。但这个传言无法辨别真伪。
记者联系到当年参与办案的一位民警。他说，刘安平是被送到贵阳的安宁医院进行精神病鉴定的，具体鉴定程序他也不清楚。“老百姓对这些不够理解，也正常。”他说。
回到村里，刘安平和过去一样，很少和别人打交道。他又重新开上车，尝试着做起生意，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精神病人还能开车？”村民们议论纷纷。
在此期间，没有任何机构对已被判定为精神病的刘安平进行监管。龙舞组组长周松说：“没有任何部门要求村里对他进行监管。他平时完全正常，我们也就没人去管他。”后来，刘曾一度搬到遵义城里住，监管更无从谈起。
资深律师、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许兰亭介绍，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前，我国刑法对于不负法律责任的精神病人，只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但是，对于什么是“必要的时候”，相关机关却没有给予解释。由于缺乏细化措施，这一要求在现实操作中很难落实。
精神病人犯杀人案，往往免予刑事处罚，但其出狱后的监管，在此前基本是个真空，处于“家庭监管”的状态。而这些精神病人的家人连自身的安全尚不能完全保障，更没有足够的能力监管病人了。这无疑给社会留下一颗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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