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纳粹思想，计划军事政变，编制暗杀名单，德国特种部队遭渗透

　　

　　（资料图片）德国KSK特种部队的一次演习。
　　德国特种部队“内部的敌人”
　　本刊记者/曹然
　　发于2020.7.27总第957期《中国新闻周刊》
　　敬纳粹礼，听纳粹音乐，自称是希特勒的党卫队这种常常由处于德国社会边缘的右翼激进团体针对“第三帝国”进行的拙劣模仿举动，却出现在德国最精锐的特种部队（KSK）的内部活动上。
　　德国联邦军事情报局7月初公布的一份公开调查报告显示，最近五年，总数超过千人的KSK内出现激进主义串联，军官和高级军士公然传播纳粹思想而不受罚，甚至计划出代号“X日”的军事政变，并编制了暗杀名单：从德国前总统高克，到国会议员，再到记者与少数族裔领袖。
　　德国国防部目前正在调查18万名国防军官兵中的600多人，其中20人隶属KSK部队。实际情况可能更严重，仅《纽约时报》公布的一个KSK右翼士兵建立的激进网络就包括60多名该部官兵。
　　一些德国本土专家对KSK出现“纳粹活动”并不感到惊讶。通过详实的调研数据，科隆大学的政治社会学家康拉德·齐勒尔曾驳斥“集中营周围的居民更反犹”等有关德国右翼的误读。但面对国防军内部的右翼渗透和泛滥，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国防军内部的新纳粹主义问题并不新鲜。”只是政府一直忽视这一事实。
　　保护民主的人正在密谋反对它
　　在KSK近十年来的发展进程中，三个时间节点常被提及。第一个是2011年德国进行兵役制改革，从义务兵役制转变为志愿兵役制，此后大多数德国国防军士兵来自东部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
　　第二个则是2015年默克尔政府决定大规模接收来自中东和北非的难民，新纳粹和反移民思潮开始在前述地区泛滥，KSK内暗流涌动，目前唯一已公开的KSK内部右翼团体“汉尼拔”在这一年建立。
　　最后一个是2017年，已经形成内部右翼团体的KSK和国防军其他部门，涌现出一批或“孤狼”或者是有组织的武装暴乱分子，直到今天的整支部队失控。用国防部长克兰普-卡伦鲍尔的话说，KSK已经从三军指挥体系中“部分独立”“形成一种有害的领导文化”。
　　“有人可能会认为，军队或多或少代表了一般（男性）人口，但显然不是这样，在义务兵役制结束后更不是。”齐勒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具有某些特质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选择服兵役，这个群体“有倡导安全、秩序和责任的特质，因而更倾向于支持民族主义、本土主义、威权主义等右翼极端主义信仰的元素”，甚至“理想化了第三帝国的某些方面”，而不一定关乎经济阶层。
　　与美国、英国等国的自由主义传统不同，德国社会旧有的精英主义就包括对秩序、责任和社会规范的追求。对此，著名社会学家德克·贝克曾提出“希特勒蜂群”的理论，认为纳粹群体的形成并不能简单归因，其反映的是一种现象，“蜂群”中的个体有认同部分纳粹思想的本能动机。
　　当今德国的问题是，这样的人正集中于军队。“某种意义上说，试图使军队成为民主思想的支柱，是与其必要的等级制度自相矛盾的。”贝克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不幸的是，德国社会越是对‘第三帝国’持怀疑态度，就会有越多的职业军人倾向于捍卫它，并以骄傲的态度看待它的象征。”
　　作为特种部队，KSK的纪律要求格外严格，恰好成为孕育纳粹式等级制度的“温床”。频繁前往阿富汗等地参与一线战事，让一些右翼分子成为部队内的英雄。此外，KSK性质特殊，又使得这些活动具有极强的隐秘性，德国国会也无权审核任务细节。
　　《明镜周刊》7月初公布了一封KSK士兵写给国防部长的举报信，其中写道，为了让士兵和部队的指挥官站在同一战线上，军官们时常采取惩罚措施，“创造了一种严格的身体服从和接受上级非法行为的文化”。
　　德国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化也让新兵更易于接受新纳粹主义的灌输。上世纪30年代，当纳粹刚刚兴起时，地位最低的低收入者更支持共产主义，反而是有产者和以贵族为主体的国防军接受了纳粹，最终导致整个国家右转。
　　然而，两德统一后，左翼社会主义思潮退去。“今天的德国社会情况正好相反：贫穷阶层向右转，富裕的城市居民转向自由主义和生态主义。”贝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还分析称，没有左翼对新纳粹主义的平衡，远离部队和政坛的自由主义者“在政治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少”。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一份报告则展现了另一种新纳粹主义与纳粹时代的关联：那些在1928年选举中对纳粹党的支持率高于平均值的州的居民，今天的反犹比例也更高。研究同时指出，这与当地经济发达与否无关，也并不完全是因为担心移民抢走工作机会，其背后存在特殊的文化土壤。
　　讽刺的是，从某种程度上说，德国政府需要这样的人组建特种部队。KSK在1996年诞生，最初是因为德国在卢旺达大屠杀期间没有能适应非洲游击战争的特种部队前往撤侨。此后KSK在世界各地执行反恐任务，并参与美国军方主导的行动。这其中“见不得光”的内容，是反对纳粹、秉承自由主义的多数德国公民无法执行的。
　　除了审讯技巧，KSK的每名成员都经过特殊训练，熟悉空降、两栖作战及在特殊的地理或气象条件下执行任务，部分官兵会多种语言，并经过情报/反情报、狙击/反狙击训练。“汉尼拔”的发起者就曾为德国情报机关服务过。2017年，一名KSK士兵被逮捕，德国政府发现他已经伪装成叙利亚难民，准备实施一次他希望会被调查者认为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袭击。
　　没有进行真正的调查
　　“德国军人的核心原则已经失败。”面对KSK调查报告，德国广播公司评论道。鉴于“第三帝国”的可怕历史，今天的德国武装部队被称为“穿着制服的公民”，军队的一项基本原则是“个人对宪法的忠诚”，意味着“任何观察到负面事态的人都必须将事实说出来”。
　　确实有人站了出来，德国国防部就收到了KSK士兵对内部新纳粹主义兴起的举报信。但是，所有这些举报都没有发挥作用。那些被揭露为极端分子的上级受到了制度性保护，没有进行真正的调查。与此同时，枪支和弹药从军事库存中消失，直到事态发展到今天的地步。
　　一位KSK军官曾在接到下级右翼分子发来的恐吓信后提出正式投诉，但得到的结果仅是在该右翼分子的档案中标注此事。此后的12年，此人在特种部队中不断晋升，成为中级指挥官，直到他在2019年因公开宣称“军队是时候接管这个国家”而被解职。
　　出现这样的情况，部分原因是严谨而烦琐的纪律处分制度。根据新修订的《联邦军事法》，在德国国防军服役超过8年的职业军人只能通过旷日持久的纪律听证会才能被开除，而这种听证会的结果通常是“那些人仍然穿着军装”。
　　在《军事法》修订前，需要纪律听证会决议开除的士兵服役年限是4年。2018年到2019年，服役不满4年被开除的士兵超过700人，但服役满4年、通过听证被开除的士兵只有11人。KSK都是最资深的士兵，代号为“小绵羊”的拥有士兵最高军衔军士长，服役应已达数十年之久。
　　贝克指出，更深层的问题则是德国政府和社会对新纳粹主义问题的回避。多年来，德国政界人士和安全部门负责人一直拒绝接受极右翼分子渗透安全部门的说法，只谈论“个别情况”。在齐勒尔看来，内政部长霍斯特·泽霍费尔就是一个典型。
　　“他认为既然法律禁止种族定性，那么警方进行相关调查就毫无意义。”齐勒尔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个论点显然是错误的。即使某些东西被法律禁止了，它在实践中仍然存在，了解它的传播范围是很有用的。”
　　齐勒尔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德国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直面问题、开展调查，明确军警系统被右翼思想侵蚀的严重程度。另一项可行的措施是改变军队的人员构成。“如果军队变得更加多元化，特定群体的想法就不太可能得到完全执行。此外，与不同背景的人接触也会使人们更宽容，更少种族主义。”
　　一项军方调查显示，如果士兵被随机分配到不同的营房，和不同背景或种族的士兵住在一起，他们的偏见就会减少。德国国防部表示，已经在考虑对KSK新兵进行心理测试，并辅以特殊训练，以阻止他们接受极端主义思想。
　　距离KSK的右翼极端分子威胁9月采取行动的时间还有两个月，德国政府需要面对的困难还有很多。右翼对军警系统的渗透很可能超乎想象，即使是负责监控武装部队内部极端主义的军事情报机构，也已经被渗透。去年在新西兰制造清真寺恐怖袭击造成101人伤亡的布伦丹·塔兰特在生前曾宣称，估计欧洲武装部队中属于民族主义团体的士兵有数十万。
　　今年6月，德军反间谍机构的一位高级调查员被停职。据报道，他向一名KSK成员透露了德国政府5月对右翼分子的调查详情，该成员随后将相关材料至少传递给了8名KSK官兵，并告诉他们政府“下一步可能会将注意力转向他们”。
　　德国议会情报监督委员会副主席诺茨强调，德国政府的调查应该认真对待塔兰特们说过的那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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