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愤怒，别只悲伤：谁来拯救"无人看管"的黎巴嫩？

　　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 程靖
　　8月8日下午，娜达·塔拉夫站在贝鲁特市中心的烈士广场，与上万名愤怒的市民一起抗议黎巴嫩政府在四天前的港口大爆炸中的不作为，为爆炸受害者致哀。
　　在贝鲁特经营一家影视制作公司的娜达告诉东方网·纵相新闻，她看到抗议者举着绞刑架，绳索上挂着的是几位黎巴嫩主要党派领导人的头像。

　　（图说：8月8日，贝鲁特烈士广场，抗议者用绞刑绳索“吊”着黎巴嫩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左）和前总理巴希尔的画像。图/AFP）
　　“104年前，反抗奥斯曼土耳其统治的黎巴嫩爱国青年在这里被处以绞刑，这就是为什么这里叫做‘烈士广场’。”娜达说，“104年后，绳索回到了烈士广场，但这一次是人们在反对他们从未选择过的，建立在腐败、不作为和犯罪之上的统治阶层”。
　　自8月4日的贝鲁特大爆炸发生以来，黎巴嫩民众便多次抗议政府官员玩忽职守，要求他们辞职并接受处罚。8日的示威是规模最大的一次，娜达对记者说，烈士广场上的人们有愤怒，有哀伤，但他们团结一心，“人们对政府已经毫无信任。整个系统已经彻底失败了。政府必须下台，给黎巴嫩人创造和选择新体制的机会”。
　　8月5日，《新阿拉伯人》的主编卡里姆·特拉布尔西在评论中写下：为了黎巴嫩，请愤怒，别只是悲伤。
　　三天后，娜达在烈士广场上看到了“空前的愤怒”。而眼下积重难返的黎巴嫩，有无数种情绪在蔓延，除了愤怒，还有其他。

　　（图说：8月8日晚，黎巴嫩警察对示威者使用催泪弹。图/Reuters）
　　“这是黎巴嫩政府对人民的犯罪”
　　回想起8月4日傍晚的爆炸，贝鲁特市民萨米·祖海布（Sami Zoughaib）还心有余悸。
　　傍晚6时左右，萨米独自在家，“我刚从客厅里起身，回到卧室，然后爆炸就发生了，我家客厅几乎被炸毁了。”萨米告诉东方网·纵相新闻，“我真的很庆幸当时我没在客厅里呆着。”
　　“爆炸声如此巨大，人人都以为是自己家附近炸了，或者是自己住的楼炸了，但慢慢地大家意识到了究竟发生了什么。”萨米的家距离贝鲁特港口不过3公里，事发不久后，萨米开车去了港口附近的社区察看情况，“那边完完全全毁掉了，交战区也不过如此。”
　　截至8月9日，爆炸已导致超过158人死亡，6000余人受伤，仍有21人下落不明。贝鲁特港口以南的数个街区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毁坏，超过30万人无家可归。
　　初步调查结果很快公布：爆炸由存放在港区12号仓库的2750吨硝酸铵引发。这批硝酸铵原本由一艘货船由格鲁吉亚驶往莫桑比克，2014年被扣押在贝鲁特港口后，没有被及时转移，也没有被妥善看管。过去六年中，包括时任海关总署长在内的官员多次致函法院，要求妥善处理这批危险化学品，但未得到回应。
　　直到2020年8月4日，几声巨响间，“巨大的国家灾难”发生。

　　（图说：从贝鲁特港口附近一座办公楼内拍摄的视频，多张截图还原了爆炸过程。图/AFP）

　　（图说：8月6日，航拍爆炸后的贝鲁特港口。图/AP）
　　“我非常不喜欢一些外媒和本地媒体把爆炸称之为‘事故’。这不是事故。这是彻彻底底的犯罪。是黎巴嫩政府对其人民的犯罪。整整六年，2750吨硝酸铵，被遗弃在贝鲁特市中心的港口，无人看管，无人过问。贝鲁特是一个很小的城市，我们就像在一颗原子弹边上住了六年。”
　　萨米·祖海布是独立智库“黎巴嫩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爆炸的起因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2750吨无人看管的硝酸铵本身，“黎巴嫩领导层的渎职、不作为，毫无疑问要为此次爆炸负责。”
　　爆炸发生后当晚，黎巴嫩总理哈桑·迪亚卜呼吁成立调查委员会，在48小时内调查爆炸起因，确认事故责任。而到了5日，包括萨阿德·哈里里在内的四位前总理也发表联合声明，呼吁国际社会成立调查组调查此次爆炸。
　　截至9日，事故调查仍在进行中，但黎巴嫩政府已要求军方对2014年至2020年间所有海关官员实施软禁。而从议会到外交部，已有多名黎巴嫩政要辞职，以抗议政府渎职。
　　但无论是国际调查组，还是国内调查组，萨米并不相信任何一方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结果：“西方国家组成的调查团队多少会保护他们扶持的国内势力，推进他们在黎巴嫩的政治议程；国内调查组也不必说，怎么能指望那些要为这次爆炸担责的人自己调查自己呢？”
　　在萨米看来，领导人们不过是“把一个烫手山芋丢来丢去”，“每一方都急于证明：不是我的责任，但我们要找出责任人，给予他们最严厉的惩罚。”
　　国际问题专家、浙江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教授马晓霖向纵相新闻指出，"黎巴嫩政坛内部派系复杂，经常相互攻讦、扯皮，彼此拆台。爆炸发生后，各个势力都要先声夺人，抢夺舆论和道义的制高点，使调查有利于自己政治集团的方向来演进。"

　　（图说：前总理萨阿德·哈里里呼吁组建国际调查组调查爆炸事件。由于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哈里里于2019年10月辞职。图/AFP）
　　据马晓霖介绍，黎巴嫩人对统治阶层的不信任由来已久：在1943年签订的《国民公约》协议下，黎巴嫩的政治权力机构分别由基督教马龙派、穆斯林逊尼派和什叶派分别分别把持，议会也由教派平均分座，“当时在法国的左右下，各教派达成了多元制衡、彼此牵制，但这种教派分权，在社会上形成了横向和纵向的撕裂”。
　　马晓霖说，黎巴嫩曾被誉为“中东瑞士”，贝鲁特被称为“中东巴黎”，是因为在1975年内战前，在当时联合政府的统辖下，各方力量达成平衡，黎巴嫩得以高速发展，其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在中东都被当作典范。

　　（贝鲁特。图/Babbel）
　　而随着巴以冲突持续，大量巴勒斯坦难民涌入黎巴嫩，改变了三大教派势力间的微妙平衡。为了抗衡以巴解组织为代表的逊尼派势力，黎巴嫩的基督教马龙派和穆斯林什叶派也纷纷寻求西方和伊朗的支持，内战便在1975年爆发。
　　马晓霖对纵相新闻表示，1990年黎巴嫩内战结束后，中东各大国通过代理人介入黎巴嫩政局，每个教派的政治领袖也都通过各自的网络维持其权力和影响，保护他们所代表的宗教团体的利益，每个派别也有各自的追随者，“这导致黎巴嫩社会光谱非常多元，形成了‘马赛克式’的政局。”
　　“当各派忙于政治斗争，忙于做域外大国的代理人时，黎巴嫩政府变得非常羸弱，失去了国家治理和社会控制的效率。”马晓霖说。
　　执政不力，不止无人看管的硝酸铵
　　“黎巴嫩政府已经不是第一次显示他们的无能了。这次爆炸只不过是最严重的一次。”萨米对记者说。
　　爆炸发生前，黎巴嫩人的生活已是四面楚歌：今年3月以来黎巴嫩出现新冠疫情，截至目前累计确诊超5000例；去年8月以来，由于外汇短缺，黎巴嫩镑（又称黎巴嫩里拉）对美元大幅贬值，引发通胀和经济危机；去年10月起，政府向通讯软件WhatsApp征税一事成了导火索，引发了十年来声势最为浩大的反政府示威……
　　贝鲁特市民法黎斯（Fares）在市中心哈姆拉区的一家银行工作，他告诉纵相新闻，目前黎巴嫩各地的商业银行已几乎无法提取美元，即使储蓄账户有美元，也只能以现在的汇率用黎镑提取；黑市上美元兑黎镑的汇率已经从经济危机前的1:1500，到8月7日上涨至1:8000，黎镑贬值超过80%。
　　“你知道吗？黎巴嫩军队可能会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吃素的军队。”法黎斯半开玩笑地告诉记者，由于黎巴嫩镑持续贬值，原本10-15美元一公斤的牛肉涨到了40-50美金，“武装部队的菜单里把牛肉去掉了，现在只能以鸡肉和鱼肉替代。”
　　生活在贝鲁特的华人Jimi告诉纵相新闻，自从美元兑黎镑汇率超过1:5000后，食品和生活用品都开始涨价，以前1000黎镑能买6个鸡蛋，慢慢变成5个、4个，现在只能买2个；一些进口商品的价格已是原来的五六倍。

　　（图：黎巴嫩镑与美元。图/Reuters）
　　娜达·塔拉夫在贝鲁特经营着一家影视制作公司，经济状况在黎巴嫩尚属中上层，但她表示，去年以来黎镑贬值，银行又限制取款额度，自己存在银行的钱相当于被“偷走了”，“我就想知道我的钱去哪儿了？能不能要回来？”
　　娜达告诉纵相新闻，没有钱，即便想出国也走不了，“感觉自己被劫持了。”
　　然而，货币贬值仅仅是一年之内的事，黎巴嫩政府的治理不善却已是陈年顽疾。
　　1990年内战结束以来，黎巴嫩的公共基础设施重建从未完成，黎巴嫩人对停电习以为常，但近期电力短缺愈发严重。
　　萨米和法黎斯都告诉记者，近一个月来，贝鲁特某些地区每天只有3小时供电，停电长达21小时。7月的贝鲁特炎热、潮湿，一些有钱人只能离开家，住进酒店，“否则他们没法开空调，不能用冰箱，连澡都没得洗。”萨米说。
　　由于长期电力供应不足，不少黎巴嫩人家自备发电机，但给发电机供能的燃油也是一笔开销。萨米告诉记者，由于黎镑贬值，外加燃油价格被某些企业垄断，黑市价格是往年价格的两倍，仅仅7月，他花在发电机燃油上的钱，几乎是黎巴嫩最低月收入的3倍。
　　萨米告诉记者，每天21小时的停电甚至影响了贝鲁特街上的交通灯；连供水也受到了影响——没有电，水厂的净化设备无法运转；由于交换机也要用电，网络信号也不佳。

　　（图说：7月，贝鲁特的交通灯因电力不足而停用，导致交通事故增加。图/新华社）
　　萨米、法黎斯和娜达都不相信黎巴嫩政府有能力扭转这一切。
　　在“透明国际”发布的“腐败洞察指数”（CPI）榜单中，2019年黎巴嫩在全球180个国家中排名第137位；过去一年中，68%的被调查者认为该国腐败程度有所增加，41%的被调查者表示至少贿赂过一次公务人员。
　　自1990年内战结束以来，黎巴嫩长期依赖国际援助来重建基础设施。2011年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大量难民涌入黎巴嫩，国际社会给予了更多援助款。2018年在巴黎召开的捐助国会议（CEDRE）上，黎巴嫩获得了来自英法等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等承诺的110亿美元贷款和援助，但前提是黎巴嫩推行经济改革并打击腐败。
　　在不少黎巴嫩人看来，来自国际社会的援助常常被执政集团所“偷窃”。而2019年发布的、由美国非政府组织“国际私企中心”（CIPE）在与黎巴嫩透明度协会（LTA）展开的一项联合调查显示，黎巴嫩政府存在的“系统性瑕疵”助长了滥用援助款的行为：政府预算不完整，掌管外国援助的部门“发展与重建委员会”并不包含在国家预算类目之内；有些情况下，援助方要和黎巴嫩政府的多个部门同时沟通，使得援助款项的分发和使用过程更为复杂；此外，尽管黎巴嫩的公共审计法明令禁止，不少政府机关依然在捐赠国的要求下开设非官方账户以接收援助……

　　（图说：2019年12月，黎巴嫩人在法国驻黎巴嫩大使馆前抗议，抗议者认为法国不经意间为黎巴嫩腐败的统治阶层输送了资金。图/AFP）
　　除此之外，2019年秋天发生的森林大火，贝鲁特多年的垃圾危机等等，都加深了黎巴嫩人的失望情绪。“我们是个失败国家，一切都是失败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崩溃了。”萨米说。
　　失败国家，寄希望于“救星”马克龙？
　　爆炸发生后不久，一位身着白衬衫、打着黑领带的领导人现身贝鲁特，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这个人不是黎巴嫩总统、总理亦或是议长，而是法国总统马克龙。
　　8月6日，马克龙飞抵黎巴嫩贝鲁特，探访爆炸后的杰梅泽街区（Gemmayzeh），承诺将援助直接给予黎巴嫩的非官方机构和市民，并呼吁黎巴嫩进行政治改革。
　　杰梅泽地区以基督教马龙派居民为主，马克龙在这里受到了热烈欢迎。现场视频显示，马克龙一把抱住愤怒的市民，后者声泪俱下地控诉黎巴嫩政府的渎职，其他人喊着“马克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图说：马克龙到访贝鲁特杰梅泽街区，拥抱了一名愤怒的黎巴嫩青年。图/AFP）
　　几小时后，黎巴嫩建筑师卡尔·沙罗转发了马克龙受到热烈拥戴的视频，不无讽刺地写道：“我们还在你们100年前签订并强加给我们的协约里，挣扎着复苏。”
　　时间回到一个世纪以前。1915年，英国中东专家马克·赛克斯和法国外交官弗朗索瓦·皮科不顾阿拉伯人的意愿秘密起草了《赛克斯-皮科协定》，按照英法期望的势力范围瓜分了当时奥斯曼帝国疆域内阿拉伯地区领土。
　　奥斯曼帝国解体后，法国获得了黎巴嫩和叙利亚的委任统治权。当时的大黎巴嫩不仅包含法国保护下的基督教马龙派领地，还包括一些穆斯林和德鲁兹教派地区。黎巴嫩于1943年脱离法国独立，但委任统治时期人为划分的边界，和强行糅合的不同宗教势力，都在这片土地里埋下了冲突的种子。
　　1916年冬天，致力于奥斯曼帝国治下阿拉伯民族独立事业的英国军官T.E.劳伦斯在递交给英国外交部的报告《麦加的政治》中虚晃一枪，指出了一个“独立而强大的阿拉伯国家”的概念的荒谬性，“如果处置得当，阿拉伯人仍然会处于一种政治的马赛克中，各个小国之间互相嫉妒，不可能团结一致。”
　　一战后，劳伦斯建立统一阿拉伯民族国家的梦想在英法列强与阿拉伯部落纷争中彻底失败了，他本人则一语成谶——104年后，波谲云诡的“政治马赛克”被浓缩在了地中海的东岸，当代黎巴嫩知识分子为国家命运痛心疾首：“黎巴嫩的失败就是阿拉伯世界的失败。”
　　但呼喊着“要愤怒，别只悲伤”的人们不甘于接受这种失败。有人寄希望于昔日宗主国法国——就在马克龙访黎前一天，网友在请愿网站Avaaz上发起了一项倡议，呼吁未来十年内黎巴嫩交给法国托管，截至9日，已有超过61000人签名。不过，尽管认为“重回托管时代”的设想完全是天方夜谭，法黎斯也承认，“你能看出来，多少人真的受够了黎巴嫩的统治者。”
　　《新阿拉伯人》的主编卡里姆·特拉布尔西在爆炸发生一天后写下评论称，包括法国在内的“黎巴嫩之友”并不关心普通黎巴嫩人，“他们仍在以打击真主党为名卡着国际援助，但哪怕他们的目的实现，他们仍然会和腐败的黎巴嫩统治阶级做生意。”他写道，如果阿拉伯和西方盟友真要帮忙，最紧要的是换掉当前的统治阶级。

　　（图说：8月7日，黎巴嫩警察在贝鲁特遏制反政府示威。图/AP）
　　萨米说，尽管马克龙的到访显示出了一定程度上真诚的善意，但他强烈反对“欢迎法国再次殖民黎巴嫩”这样的说法，“只有自己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萨米认为，爆炸的发生为社会改革打开了窗口，“在受灾最严重的杰梅泽和马尔·米哈埃街区，人们自发地上街清扫废墟，整理街道，这时大家已不在乎别人的教派、政治信仰，左翼还是右翼，人们只是觉得他们有责任这么做。”

　　（图说：爆炸后，志愿者在打扫马尔·米哈埃街区。图/AFP）
　　萨米说，作为一名政策研究者，比起买一张机票移民国外，或是对现实束手就擒，他认为很多像他一样的年轻人，都愿意负起责任为黎巴嫩的未来而努力；而近年来黎巴嫩涌现出不少新的政党，能成为年轻人提供表达立场、凝聚力量的平台，而各个党派通过民众的支持和结盟，或能在当今政坛获得话语权。“老一辈人我不知道，但对我这一代人，这就是答案。”萨米说。
　　娜达说：“任何一个国家想帮我们，都必须认识到黎巴嫩社会出现了一股新的力量，那就是我们——过去沉默的大多数，所有不被当今政府代表的大多数。”她认为，市民阶层已经准备好选出新的政治领袖和技术型官员，都会在下一届选举中有所体现。
　　“可能要花很长时间，黎巴嫩才能从这次悲剧中恢复。我们对明天仍然抱有希望，但此时此刻，我们真的受够了。”娜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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