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女人与外来男人的宿命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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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史：多元而独特，关键的十字路口》封面
　　本文节选自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的专著《东南亚史：多元而独特，关键的十字路口》（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Critical Crossroads）第六章《亚洲与欧洲的相遇：1509至1688年》，题目是小编加的。‍
‍　　1800年之前，从世界各地来到东南亚的男性商人、水手、士兵，与东南亚女性形成了对彼此有益的伴侣关系。东南亚口岸的开放性与国际性，使长途贸易的富商在此拥有颇高的地位，对于习惯控制自身市场多数领域的当地女性来说，这些可作为性伴侣的富商特别有价值。东南亚的港口对于来访的贸易商提供了具有高度价值的暂时婚姻机会，而非其他地区那种卖淫的娼妓：
　　“只要他继续居住在此地，这场婚姻就会和睦地持续下去。当他想要离开的时候，他会给她任何他承诺的事物，这样他们就能以朋友的态度与对方分开，而她也可能继续随心所欲地找寻另一个属意的男人，这没有可耻或丢脸的。”

菲律宾爱情魔水
　　风下之地男、女权力较为均衡的情况，促进了一夫一妻制，也让男女双方都比较容易离婚。中国人、印度人、穆斯林这些亚洲的外来者，要将这个模式纳入他们的一夫多妻制观念之中，其实并不困难，因为他们人在不同的港口时，就可以有不同的妻子。相对的，欧洲的基督徒要在没有罪恶感或丑闻的情况下接受这套体制就困难得多，但他们若能逃脱家乡社群的社会控制，也会觉得自己和东南亚这套做法颇为契合。由此，跨种族结合成为这些东南亚城市的典型情况，一直要到外来的欧洲人与家乡的联系变得非常稳固的时候，欧洲地区的偏见才会输入。到十九世纪时，这种跨种族的结合竟受到商业移民自身的藐视，而这样结合的人们也会被当成低等阶级；不过，东南亚人本身比较不会这么看。
　　由此，东南亚女性成为与外来者进行文化交流的先锋，然而，这样一种具有创造力的角色，既不受民族主义者表彰、亦不受帝国主义者推崇。东南亚女性率先展现出适应技巧的领域，自然是在语言与贸易，这两者对性别交流体制（sexual exchange system）而言都很重要。作为当地销售体系的参与者，商业中心的东南亚女性，可以向她们的异国伴侣提出市场状况的建议，并且在这些异国伴侣离开的时候担任代理人：
　　“如果她们的丈夫有货物要卖，她们就会设置店铺以零售方式贩卖，这种兜售方式会比批发出售的价格更好，她们之中有些人会带着货物到内地城镇，用以物易物的方式，购买丈夫所要前去的外国市场处所需之产品……但如果丈夫出轨，她将会熟练地给丈夫服一剂药，把他送往另一个世界，以消解自己的怨恨。”

南亚人种和南岛人种向东南亚的扩张
　　尤其是在早期的阶段，我们可以想见，当时是东南亚的女人在对来访的华人、欧洲人或阿拉伯人，解释度量衡和通货的体制，也是东南亚女性发展出不同体制之间混合经营的做生意方法。此外，只要货币兑换这个行业还是当地人在主导，从事的人通常都是女性。
　　在马六甲、马尼拉、巴达维亚等城市土生土长的华人，形成永久的克里奥尔化文化（creolized culture），此即“峇峇娘惹”（peranakan）或“麦士蒂索”（mestizo），在此等文化的形成之中，第一代东南亚母亲的角色极为关键。马六甲和马尼拉的华人，似乎是在当地人中找到伴侣；在地处偏僻的巴达维亚地区，早期华人则是从奴隶或前奴隶女性之中选择伴侣。日本基督徒的小型流亡社群，在一个世纪之间，便因为同化而消失了，这种日本基督徒的女儿大多嫁给欧洲人，他们的儿子则是迎娶信奉基督教的印度尼西亚前奴隶女性。十七世纪定居在巴达维亚的华人，比较可能会娶来自峇里岛或婆罗洲的女性（她们可以接受华人吃猪肉），其中，成功人士的儿子可能会被送到中国受教育，但女儿就从来没有这种待遇；这类人士的女儿会成为比较有成就的华人眼中适合的结婚对象，因此混血群体的内婚制再次建立。公元1648年，巴达维亚华人甲必丹过世，即便华人男性曾表达过抗议，他出生峇里岛的妻子仍接管起甲必丹的职责。巴达维亚的华人基督徒很罕见，即便是混血的峇峇娘惹也不乐意信奉基督教，这点与马尼拉的情况很不同；让东印度群岛地区的华人社群相互团结联系的要素，是祖先崇拜以及系列的庙会节庆。


峇峇娘惹是马来半岛土生华人的特有称呼，此为1941年峇峇娘惹的传统婚礼。
19世纪的华菲混血麦士蒂索人的打扮。“麦士蒂索”这个词则来源于西班牙语，即“混血”的意思。
　　初期军事阶段进入印度洋的欧洲冒险者组织严密，使得他们从东南亚女性伴侣得到好处的机会更为稀少；但逃脱官方控制的欧洲人却可能这么做，而这对于他们要适应东南亚极有帮助。最初一批前往东南亚的葡萄牙远征队，是1509年狄奥戈·薛奎罗（Diogo Lopes de Sequeira）的队伍，探险队相信他们之所以幸存，是靠一位来自马六甲大型爪哇人社群的女性，“她是我们一位水手的爱人，趁夜晚的时候游泳到船上”，并警告葡萄牙人，盘陀诃罗计划在宴会时把他们抓起来。阿尔布克尔克在1511年征服马六甲之后，曾派遣三艘船舰前往东边，探索肉豆蔻和丁香资源，这次任务中最成功的成员，就是副指挥官佛朗西斯科·塞拉诺（Francisco Serroã，麦哲伦表弟），塞拉诺在爪哇岛港口锦石进行补给期间，很明智地娶了一位当地女性。塞拉诺的船虽然在摩鹿加地区失事，但塞拉诺和他的妻子，再加上一些族群混杂的追随者，居然设法赢得德那第苏丹的友谊，并为葡萄牙和德那第苏丹国的亲密关系奠下基础，后续双方关系甚至撑过了宗教两极化的1560年代。几乎所有身在东南亚例如摩鹿加或大陆区据点上的葡萄牙人，都有当地的妻子或是小妾，随着葡萄牙人渐渐适应亚洲的商业方法，这些妻妾扮演着至为关键的媒介或调解角色。这种跨种族结合的后代中，较为知名者有朱昂·伊利地亚（Juão de Erédia）的三个儿子。1545年，朱昂·伊利地亚带着一位武吉士公主乘船私奔，离开公主不情愿的父亲，也就是苏拉威西南部苏帕（Suppa）的罗阇。朱昂和公主这对夫妇，日后居然成为马六甲社会的支柱，他们有两个儿子成为领导马六甲的教士，第三个儿子曼努尔·高丁纽·伊利地亚（Manuel Godinho de Erédia）则成为一位伟大编年史家与探索者，他是第一位绘制南半球澳洲大陆地图的人。

佛朗西斯科·塞拉诺
十七世纪的一张香料群岛地图，摩鹿加（Maluku Islands）即大航海时代让西方人念兹在兹的香料群岛。
　　了解欧洲人的东南亚女性先驱，就像了解之前的华人一样，她们自然成为了翻译和协商者。东南亚群岛区有证据显示，即便在语言不是问题的情况下，女性还是会担任协商谈判的角色，这应该是因为女性具备商业角色且习惯于议价与和解；同时，贵族男性不愿从事这类的事情，唯恐这会贬低自己的地位。派往讲越语的交趾支那地区的第一次荷兰代表团，发现与他们交涉的人大多是妇女，他们在交趾支那宫廷的翻译人员是两位年长的女性，先前曾在澳门居住、当过葡萄牙人的妻子。此外，荷兰人主要是向另一位从贸易中心前来会面的女性购买胡椒。
　　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暹罗首都阿瑜陀耶取得成功，很大的原因是它在1640年代取得有利的贸易条件，这件事情得要归功于一位怀抱事业心的暹罗女子，荷兰人称她为奥索特·佩古（Osoet Pegu）。奥索特·佩古虽然出身于阿瑜陀耶的孟人贸易社群，但她从孩提时期开始，便从频繁光顾的荷兰商人那边学得荷兰语，成年之后，佩古成为荷兰人和暹罗宫廷之间不可或缺的联络人，她还曾被三任荷兰人代表纳为“妻子”（就当地人的角度看是如此，但荷兰人并不这样认知）。直到她1658年过世为止，奥索特·佩古一直是富裕的贸易商兼中间人，对于泰国王后及重臣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佩古曾和她最年长的前夫耶雷米亚斯·凡弗利特（Jeremias van Vliet），争夺小孩的抚养权，她甚至送了一头大象给巴达维亚总督当礼物，藉此成功地让自己的诉求能在巴达维亚实现。后来，很少有荷兰代表能获得暹罗皇室许可带走自己的后代；于是到1689年时，阿瑜陀耶有十七个荷兰暹罗混血儿，是由当地的荷兰人据点提供部分的支持。

泰国人心目中的奥索特·佩古

　　这种重要的婚姻结盟，是东南亚外交的部分元素，它甚至可能延伸到东南亚王室本身；王室可能嫁出女儿、或迎娶人家的女儿，藉此与强大的外国人巩固联盟关系。长久以来，华商、阿拉伯商人、印度商人都了解这种关系，并且利用它来创造出当地的文化混合体（cultural hybridities），此外，那些离开群体控制的欧洲人也是这么做的。势力强大的亚齐苏丹伊斯坎达·慕达，娶来一位泰国公主为妻，企图强化自身与暹罗的关系，他也向英国代表托马斯·贝斯特（Thomas Best）提议过，英国公司应该要送英国女人给自己：
　　“如果我让她们生了小孩，而且生下的是男孩，我将会让他成为帕里亚曼（Priaman）、帕撒曼（Passaman）与沿岸地区之王，这些都是你们取得胡椒的地方。这样一来，你们就再也不用为了这些商品来找我，而是去找你们自己的英王。”
　　这种跨种族联姻的形态，在东南亚人与欧洲人交涉的过程中逐渐衰弱。基督教坚持终生一夫一妻制，再加上欧洲公司据点经常遭到围攻所形成的群体团结性，以及日益增长的种族歧视，这些因素阻碍着欧洲人继续利用跨种族婚姻的管道。到十八世纪时，欧洲人要通婚的对象即便是出身高贵的亚洲人，这种事都会受到殖民地社会反对。

荷兰殖民时代的亚齐酋长
　　一般的荷兰士兵与商人会纳妾，欧亚混血基督徒菁英社群则是在内部结婚，是让欧洲人能在巴达维亚等城市继续待下去的原因。成千上万来到亚洲的欧洲人，他们的死亡率比起家乡的欧洲人高出四倍，死亡原因可能是疟疾、天花以及在他们所建立的人口密集的都市聚落之中多种经水传播的传染病。荷属东南亚据点的欧洲人死亡率通常在百分之十以上，但在1733年巴达维亚疟疾大流行的时期，这项数字曾飙升到骇人的36%。当地出生者死亡率最高的时候是儿童时期，所以，嫁给欧洲移民的女性成人，通常会有些免疫力，而且常常可以比丈夫更加长寿。欧亚混血的女人从她们的母亲那边，学来比较健康的习惯，例如每天洗澡和嚼槟榔（已证实可防止寄生虫与消化性疾病），又从华人朋友那里学到要饮用煮开的茶水。在早期的葡萄牙人或荷兰人聚落中，亚洲女性也许可以从原本奴隶或私生女的身份，跃升为富裕的寡妇；到了第二代或第三代子孙的时候，他们更加努力让庞大的财产保持在巴达维亚等聚落的菁英内部。当时，有图谋的男性若与前夫为荷兰东印度公司高层的欧亚混血寡妇结婚，便可藉此获得不少财产。一个嫁得不错的欧亚混血女性限定群体，渐渐成为掌握巴达维亚财富的中心角色，她们的族群来源极为复杂多样，但她们的共通语言却不是荷兰语、而是葡萄牙语和马来语，她们最重要的共有仪式，就是每周光鲜亮丽地去上新教教堂，还会有个奴隶在旁撑着阳伞随同。

殖民时代荷兰军队指挥官科勒将军在对亚齐的第一次袭击中被一名亚齐狙击手开枪打死。

　　在该时期，这些有着重要媒介作用的东南亚女性，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知识有了更深的了解，主要是植物学与人类健康方面的知识。一直以来，女性都是在负责接生、堕胎以及草药的采摘、交易与使用。让早期欧洲观察者大为惊讶的是，东南亚女性在市场里卖的草药居然如此丰富。此外，东南亚女人也常常是厉害的按摩师、接骨师，她们也是灵媒，能跟造成精神或神经紊乱的神灵交涉。东南亚女性透过长久的经验，知道要怎样才能在热带生存，这点倒和欧洲公司随船派来的外科医师形成强烈对比。她们教导不情愿的欧洲男人，如果想要做爱，就得每日洗澡。当欧洲作家愿意屈尊承认他们的疗方来源时，通常是来自东南亚女性草药师。热带医学先驱邦迪乌斯（Jacobus Bontius，1591-1631年）曾记录道：“每一位马来女性都是她自身的医生与能干的产科医生，而且（这是我坚定的信念）我对她们技术的信任，绝对超过那些博学的医师或傲慢的外科医师。”

这是菲律宾巫医正在念咒划符治病。东南亚的巫医传统直到现在也没有绝迹，耳熟能详的还有泰国降头师。
　　相较而言，在印度和中国，欧洲先驱与当地女人少有接触，欧洲人通常是被带去跟男性阿育吠陀（Ayurvedic）与体液专家进行理论性的探讨，但是这些理论却没有什么实际的效用。东南亚的医学理论从来就没有被正规整合进任何男性主导的知识系统，而男性主导的知识系统通常是威望大于实效。就实用层面而言，东南亚的医学主要是靠杀菌草药与草本疗法，邦迪乌斯表示在这方面“他们的植物学知识……远远比我们更为先进”。对这套知识整理最深的人，是安汶的大博学家郎弗安斯（Rumphius，1627-1702年），他对东南亚草药的探索，推进了欧洲植物科学的发展。和邦迪乌斯类似，郎弗安斯对于提供他知识的东南亚女性评价极高，他尤其感激他于1674年大海啸中不幸丧生的摩鹿加妻子对于自己草药知识的重要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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