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赏乾坤 丨银行博物馆“精品掌上看”之珍存股票（上）

文│尹伯
在云端敲开博物馆的大门。
为了打破时空局限，让观众们可以在更为舒适的环境中用更为舒适的姿态近距离欣赏金融典藏，银行博物馆的“云展览”以常设线上微展览的形式与大家见面，奉上展厅里不曾展出的金融“老”、“珍”、“稀”，跳出博物馆的物理界限，搭建一个与观众联结、交流、共建的平台，带领大家一同触摸历史，感受百年金融的沧桑巨变，见证银行的发展与起源。
云展览 · 银行老股票
自1694年英国诞生了第一家股份制银行——英格兰银行以来，股份制就作为现代银行业的基本形式活跃至今。中国的股份制银行肇始于晚清，亦是西风东渐的产物，经历了100多年潮起潮落，今天我国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已经在世界舞台唱响主角。可以说股份制贯穿了中国银行业发展的百年历程，承载了中国银行业经历的沧桑荣辱，见证了中国银行业成长的每个足迹。
01
中国通商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银行，它是由盛宣怀奏请清廷批准后，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1987年5月27日）在上海正式成立。
中国通商银行在创办章程中规定“招商集股，合力兴办”，以商办的金融企业相标榜，但实际又离不开清政府的支持。以资本金为例，它规定额定资本为500万两，先收半数250万两，其中招商局和电报局分别投资80万两和20万两，占2/5；盛宣怀、李鸿章、王文韶等大官僚投资近80万两，属于纯粹商人投资的股份为数极少。与此同时，还由于翁同龢、李鸿章的运作，度支部拨存通商银行200万两，先领100万两，作为生息公款，5年内分期归还。此款名为息存公款，实际有附本的性质。且该行的管理层中，多数是官员和富绅，银行成为衙门，商场成为官场。其亦官亦商的特点，由此可见一斑。
辛亥革命之后，中国通商银行逐渐成为纯粹的商业移行，外籍行员退出管理层，行务全由中国人自己主持。1932年，该行股东大会修正章程，改两为元，计实收资本为国币350万元。1935年，该行因新钞发行过量，而现金准备加上保证准备严重不足，发生挤兑风潮。时任董事长和总经理的傅宗耀（字筱庵）不得不请求政府施以援手。国民政府乘机让杜月笙出面主持通商银行的日常事务，由中央、中国、交通3家银行各拨款100万元帮助该行应对挤兑危机。风潮平息后，杜月笙出任该行董事长。杜月笙是当年上海滩的闻人，兴办有众多实业。1929年，杜月笙创办了中汇银行，凭借其在金融界的人脉关系，中汇银行的业务颇为兴旺。杜月笙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关系十分密切，由他出任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标志了该行实际已为四大家族所控制。
02
交通银行


交通银行成立于清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三（1908年3月4日），系清政府为赎回京汉铁路和经办铁路、电报、邮政、航运四项事业的款项收付而设立的一家官商合办银行。创办时额定资本为库平银500万两，不久又改定为1000万两，分为10万股，每股100两，其中官股4成，商股6成，分二次缴足，第一次先收半数，计500万两。辛亥革命爆发后，由梁士诒为首的交通系势力掌握交行大权。颁布《交通银行则例》，主要内容除经理交通四政（即轮、路、电、邮）存款外，并得受政府委托分理国家金库、办理国外存款、掌管特别会计之国库金、发行兑换券、经办国内外汇兑及一般银行业务，使它事实上已具有国家银行的性质。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对交行进行3次改组。将交行改组为国民政府特许的“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金融势力不断扩充，其垄断地位亦不断加强，成为国民政府国家垄断资本金融体系中的重要一员，居“四行两局”的第三位。
1949年大陆解放，交行由人民政府接管，经过整编改组，于1949年11月1日复业。1958年后，除香港分行继续营业外，内地行业务分别并入当地人行和建行。1986年7月，为适应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需要，国务院决定重新组建交通银行，于1987年4月1日正式对外营业。重组后的交行是一个综合性银行，并恢复了股份制银行的传统，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总管理处移设上海，从此交通银行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03
四明商业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由宁波人袁鎏、周晋镇、陈薰、虞洽卿等人所发起，创设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八月。最初资本额为上海规银150万两，实收75万两。总行设在上海宁波路，并在南京、汉口、宁波等地设立分行。
该行营业范围除经营一般商业银行业务外，另设储蓄部，办有四明储蓄会，用零存整付、整存零付、整存整付、存本付息、学费储蓄、婚嫁储金、发行礼券等方式吸收储蓄。30年代初该行已成为上海较大的商业储蓄银行之一。资金运用侧重于投资房地产。除建造营业用房屋外，还兴建了大批里弄房屋。该行创办之初，就获得清政府核准，享有钞票发行权，民国后仍特许继续发行，但由于发行过量，准备不足，1935年6月曾发生挤兑风潮。同年11月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政策，该行发行权被取消，当时积欠发行准备金数字很大，无力支撑，官僚资本乘虚而入，由国民政府财政部用公债充作资本，加入官股3662500元，将旧有商股股本以一五折减值为337500元，合成资本总额400万元，1937年改组为官商合办银行，同年5月财政部颁给执照，次年12月经济部领发执照。从此，该行即为国民党政权所控制。
04
北洋保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洋保商银行原系中外合办银行。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间，天津商人因进口贸易疲败不堪，积欠巨额洋商款项无力偿还，宣统元年（1909年），经北洋大臣倡议设立北洋保商银行，拟以逐年的部分盈利偿还洋商欠款，计划分25年还清。成立时额定资本400万两，由中、德、目三国合办，并享有发行纸币特权。该行成立后发展良好，业务异常发达，并于1919年还清了所欠款项，连股本也全部偿清。遂于1920年改组为商业银行，设总办事处于天津，并设北京、天津两分行。
该行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发行的股票，股数为100股。当时该行的资本总额为国币600万元，分为6万股，每股金额100元。时任董事长王克敏出生于1879年5月4日，曾经中过举人，1900年以清国留学生监督的名义到日本，并担任清国驻日大使馆的参赞。回国后到外交部任职。
1931年，王克敏在张学良支持之下出任北平财政处理委员会的副委员长，1935年任国民党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并且出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北平政务委员会等多项要职。
王克敏本人是对日妥协派的一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王克敏于同年12月14日出任日军扶植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京）”行政委员长一职；1940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京）与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并入汪精卫的南京国民政府之后，王克敏改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名义上王克敏归汪精卫管辖，事实上自成体系。后来又出任南京伪国民政府的内务总署督办、中央政治委员等要职。抗战结束之后，王克敏被重庆的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名逮捕，1945年12月26日于狱中自杀身亡。
05
厚德商业银行


厚德商业银行前身为厚德银号，系大清银行理事顾思远与营口分行总办罗饴合伙设立，于宣统元年（1909年）改为厚德商业银行有限公司。资本额为银元100万元，分为1万股，每股100元，分二期收齐股款，由度支部和农工商部批准注册发给执照。该行总行设在北京，并在营口、天津、上海、重庆、南昌、奉天、汉口等地设立分行。总经理由王德基担任，总董为顾公亮，副经理是徐履善。顾公亮是顾思远之兄，徐履善是大清银行济南分行经理。
宣统二年（1910年）二月，大清银行监督通告各行，命令收束对厚德银行的放款。经查账目，大清银行对厚德银行放款数量极大，其中大清银行营口分行60余万、上海分行56万，重庆分行17万余元，南昌分行9万余元，汉口分行1000余元，总计150多万元。到期后，厚德银行一味拖延欠款，且无力供还。经查此案是大清银行营口分行总办罗饴、大清银行理事顾思远，动用手中的权力，徇私舞弊，不仅自己发放巨款给自己入股开设的厚德银行，并电嘱各地的大清银行放款给厚德银行，造成大清银行的巨额亏损。由此也可见当时大清银行管理混乱、贪腐严重之一斑。
06
华商通义实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华商通义实业银行是由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又名张人杰）为资助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联合其他革命志士在法国发起组织的股份制银行。该行于1909年7月12日在法国公证局登记，原拟股本总额为60万两，分为4000股，每股金额150两（合500法郎），总经理为张人杰（即张静江）。该行取名为通义银行，“通”表示以张静江的通运公司为基础，含有四通八达的意思，“义”则表示此事为革命义举，是为了支持孙中山所领导的仁义之师。张静江为此专门回国筹集股本，开始曾得到热烈的响应，后由于法国汇理银行等未能提供相应的支持，导致国内的股东纷纷退股，通义银行功亏一篑，最终未能开张。该行于1910年5月15日发行的股票见证了中国近代这一段艰难曲折的历史。
07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由庄得之、陈光甫、李铭等人于1915年6月创办。最初资本额定为10万元，实收8万余元，办事人员7人，是一家规模很小的银行，时人称为“小小银行〞。该行总行设在上海，由庄得之任董事长，陈光甫为总经理。该行股本来源比较广泛，政界、工商界、金融界均有。早期除庄得之的25000元以及陈光甫、李铭、张嘉璈合认的25000元之外，其余有孔祥熙代孙中山入股的10000元，大生纱厂的张謇、浙江都督朱介人、江苏都督程德全、申报馆史量才、商务印书馆夏筱芳、北洋政府梁士诒、乃至宋子文的母亲宋老太太等人都在该行入股数千元。
该行以“服务社会”为宗旨，主张深入社会，接近工商，以服务取胜。该行强调服务态度和办事效率，不厌繁琐，从小处做起，处处便利顾客，时时想新方法，逐渐受到人们的肯定。其在经营方式上采取许多革新措施，如推行银两、银元并用，开办小额储蓄，以1元为起储点，倡导对物信用，提倡铁路押汇，开拓国外汇兑，创办旅行事业等。该行重视人才培养，延揽了一批精明能干、具有现代银行业务知识的人作为骨干。因经营精明，管理严密，该行业务发展迅速，资本积累亦较快，到1921年增至250万元，是创立时的25倍，进入大银行行列。到了1930年，该行业务进一步扩大，遂继续添招资本250万元，总资本达到500万元。新增的股本，一半由旧股东认购，另一半则由各职员认购，让全体员工成为股东，也充分体现了陈光甫“银行是我，我是银行”的理念。
08
四川美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921年，美国人雷文经康心如联络，联合重庆商人邓芝如、陈达璋共同出资，于1922年设立四川美丰银行，股本总额25万元，美资占52%，华资占48%，1922年2月12日在美国康梯克省注册，总行设在重庆新街口，经营商业银行一切业务，并特许发行兑换券。当时社会上认为美丰银行为美国人所开，没有风险，都愿意将款存入该行。此时该银行经营的业务有发行钞票、存款、放款和汇兑等，该行存款也主要来自外国客户。在中美合资时期，四川美丰银行主要做外资企业的汇兑业务，还经常参与邮局的汇兑业务。1927年，由于全国人民的反帝怒潮，外国政府令其侨民限期离开中国，四川美丰的美方人员急于离境，华籍股东求助四川军阀刘湘收买了美方全部股份，1927年3月，该行的美股全部让与华方，遂成为华资银行，同时该行决定向中国政府立案取得法人资格，选举汪云松、曾禹钦、胡汝航、周见三、周云浦五人为董事，周见三任董事长，聘康心如为经理。1928年到1934年间，银行要承受军阀的借、垫款，还要参与军阀布置的金融活动。1934年以后，南京政府的势力进入四川，美丰开始受国民政府的政策影响。经过三年的整顿，营业开始超常的繁荣。
抗日战争后期，四川美丰银行开始重点经营黄金和外汇，但国民党颁布了“黄金国有令”，美丰积累的黄金被迫全部上缴，兑换成法币，再加上国民党货币连连贬值，美丰银行不得不面临破产的局面。重庆解放后，根据中国共产党扶助民族工商业的政策，西南区人民银行打算把美丰扶植起来，但美丰因受创太重，未接受支援，1950年4月4日下午宣告停业。
09
浙江实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实业银行的前身可追溯到成立于光绪卅四年（1908年）的浙江官钱局，至宣统元年（1909年）改组为浙江银行，由浙江地方政府和商人合资设立。辛亥革命后改称中华民国浙江银行，经理库款，发行钞票，具有省立银行性质。1915年改称浙江地方实业银行，专注于商业银行业务。1923年官商分家，各自营业，官股称浙江地方银行，商股则称浙江实业银行，实收资本为180万元，随后又补足为200万元，设总管理处于上海。在第一届董事会上推举李晓南为董事长，李铭为总经理。1927年第二任董事长胡济生病故后，李铭继任董事长兼总经理。从此，该行在李铭的主持下，业务发展迅速。该行经营上有两个特点：一是业务主要面向外商，着重兜揽在沪外商企业的存汇款；二是发展国外汇兑业务。该行很早就与欧美各国的银行建立了通汇关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该行以与德商交往为主，由德商西门子、美最时、礼和、谦信洋行等提供外汇以作进口押汇，所获利润极为丰厚，积累了数量可观的外汇资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独家经营瑞士法郎，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益，积累了大量外汇，是私营金融业中拥有外汇资产较多的一家银行。1948年10月该行改名为浙江第一商业银行。
10
中国国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国货银行是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成立的一家官商合办银行。由于对外贸易连年入超，透支惊人，为提倡国货以拯救经济，1928年7月，由孔祥照等发起筹备，取名“国货银行”旨在“提倡国货，振兴民族工业”之意。是年7月成立筹备委员会开始筹备，次年改筹备委员会为筹备处，公推孔祥熙为筹备主任，修改招股章程，定资本总额为2000万元，官股占五分之二，商股占五分之三，先收四分之一，计500万元。1929年官商股款同时收足后，遂于11月1日召开创立会，选举孔祥熙为董事长，陈行、陈光甫、唐寿民、钱永铭为常务董事，宋子良为总经理，旋即于同月15日正式开业。总行设在上海，在南京、汉口、广州、重庆、香港等地设立分行。由于有孔、宋为后台，该行业务发展很快，到1936年底存款已逾4000万元，成为20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受官僚资本控制的官商合办“小四行”之一。抗战期间，总行先后迁汉口、香港、重庆，直至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该行领有工商部172号执照。解放后，因该行账册不全，资金外逃，无法复业，遂宣告结束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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