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刘成虎：晋商票号靠什么“汇通天下”？

中新社太原7月23日电 题：晋商票号靠什么“汇通天下”？

——专访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所长、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刘成虎

中新社记者 胡健

7月23日，在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成立二百周年之际，中国文化界、金融界人士相聚古城平遥深挖晋商文化，搭建文化、旅游、金融合作平台。1823年，日昇昌在山西平遥成立。在一百多年的经营中，票号从日昇昌开遍晋中腹地，分号遍布全国乃至海外多国。

从平遥县城走向国际的票号，如何在海内外立足？从票号孕育出的晋商精神有何长盛不衰的奥秘？近日，中新社“东西问”就此专访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所长、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刘成虎。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位于平遥古城的日昇昌是中国第一家票号，日昇昌是在何种情况下成立的？

刘成虎：票号产生的首功属于西裕成颜料庄大掌柜雷履泰。当时西裕成的业务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山西、四川。四川作为主要的染料来源地，与北方分号有大量的业务和资金往来，“运现”极为不便。作为大掌柜的雷履泰敏锐把握商机，对西裕成颜料庄进行人事重组和业务重构，推动中国金融业发展至新阶段。

回顾山西票号发展史，日昇昌票号的产生有其历史偶然性，但从中国传统金融业发展来看，又有其历史必然性。它是中国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符合商业资本向金融资本演变的历史趋势。

位于山西平遥的日昇昌票号旧址。刘兆明 摄

明清时期，中国商业和金融业发展到新高度，商帮大量出现，大规模长途贩运贸易成为商业发展的重要特征。尤其清代中后期以后，为满足大商业发展需求，晋商首创镖局、账局。但由于当时货币种类繁多、金属铸币兑换繁琐、运输不便，迫切需要一种为大规模交易提供便利的新式货币工具。于是，平遥商人在总结历史上出现的飞钱、会子等金融工具运行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已出现的汇兑业务，依托自身雄厚的商业资本、分布广泛的商业网络、先进的防伪密押技术、严格的内部管理制度以及稳定的信用维持机制，首创了票号。

中新社记者：山西票号为何能将商业版图延伸到海外？对东西方经济发展有何贡献？

刘成虎：据史料记载，山西票号不仅遍布全国各地主要市镇，还在日本、朝鲜和南亚、东南亚等国家，及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广泛设立分号。这是晋商商业与金融业融合发展的结果，商业为金融业发展提供了重要市场和业务依托，金融业发展又为商业发展提供便利和资金支持。正是由于山西票号的发展，使山西商业如虎添翼。

同时，山西票号特别是平遥票号、太谷票号、祁县票号，在全国的金融影响力一度被称为“执全国金融之牛耳”。其不仅大大加速了金融资本周转、节约交易费用、降低交易风险，还推动了全国区域金融市场整合。其存放款业务便利了商民调剂资金余缺，汇兑业务便利了商民资金快速调度，结算业务便利了区域商业乃至跨区域商业交易。

山西平遥日昇昌票号旧址悬挂着光绪帝所赐匾额“汇通天下”。刘兆明 摄

山西票号体现了中国的金融信用和商人智慧，不仅密切了全国各地的金融联系，还通过西路贸易、北路贸易实现跨国结算，通过为东南沿海各商帮提供金融支持，在南洋贸易和广东十三行贸易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上海开埠后的四十年间，上海与内埠的汇兑基本由山西票号完成。

中新社记者：日昇昌票号的成立，对中国的金融业发展有何重要意义？

刘成虎：日昇昌票号开票号经营之先河，代表中国传统金融业发展的最高水平。伴随着日昇昌票号的成功，其示范效应很快显现。山西各地有实力的商人家族纷纷效仿，在全国建立分号500多处。票号的建立不仅满足山西商人的发展，还大大便利了全国各地的资金往来和业务结算。在东北过炉银制度、天津行化银制度、上海规元制度以及西北和北部贸易区的货币结算体系中，都有山西票号的身影，并深刻影响着当地的金融市场。

山西平遥协同庆票号的地下金库。陈晓东 摄

曾于19世纪60年代来华考察的德国地质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描述山西人时说：“具有卓越的商才和大企业精神，有无比优越的计算智能，有发达的数量意识和金融才华。”平遥票号经理李宏龄也在《山西票商成败记·序》中说：“数百年来，中国商业之盛，莫盛于西帮票商。”

中新社记者：从平遥票号孕育出的晋商精神，有何长盛不衰的奥秘？

刘成虎：《清文献通考》卷十八所记载：“山右巨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这其中就反映了诚实守信、开拓进取、和衷共济、务实经营、经世济民的晋商精神。平遥票号以诚实守信为本，其经营业务以及与客户之间的业务往来，都建立在牢固的信用基础之上，形成了稳定的信用网络。

晚清官员、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曾言：“中国商贾夙称山陕，山陕人之智术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广，而世守商贾之业，唯其心朴而心实也。”即使在时局动荡之际，平遥票号依然坚守商业信誉，宁可赔折腰，不让客吃亏。可以说平遥票号的信用维持方式体现了中国传统商人的契约精神和处世原则。

平遥票号在资本管理、业务管理、票据管理、账簿管理、防伪密押管理以及市场开拓等方面，也体现了晋商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和务实经营的匠心精神。其在技术上不断精益求精，在外部市场开拓方面尽心竭力，在内部记账、结算以及资金运用方面都有创新性探索，并创立了中国的复式记账法。

中国票号博物馆展出的票号账本。刘兆明 摄

通过与生意伙伴结交相与和建立会馆组织，平遥票号在异地与同乡同业也建立密切关系。他们在业务上相互扶持，信息上互通共享，共同制定行业规范，维持市场秩序。在资金结算和使用方面，互通有无、相互接济、共度时艰，体现了和衷共济的团队精神。

平遥票号在积累巨额财富的同时，也不忘回报桑梓和国家，秉承家国一体的从商理念，树立了良商巨贾的形象。无论在丁戊奇荒时期，还是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平遥票号都慷慨解囊。在历次维修平遥古城的过程中，平遥票号也一直是主要出资者。

中新社记者：新时代下，应当如何发扬和传承好以晋商精神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刘成虎：生活始终朝着未来，而悟性则经常向着过去。晋商的辉煌表明商业活动的顺利开展，不仅需要良好的微观基础和外部宏观环境的大力支持，而且更需要商人自身素质的塑造和企业文化的创新，需要企业家精神的重构与不断革新。

同时，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软实力是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力量，是世界各国制定文化战略和国家战略的重要参照系，其具体反映为文化自信。因此，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与国家的经济现代化进程，都必然根植于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亦需要对传统商业文化资源的大力挖掘和利用。

山西平遥古城夜景。周东潮 摄

在新时代发扬和传承好以晋商精神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不能盲目排外，也不可妄自菲薄。要深入挖掘和整理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运用先进技术，通过数字赋能，实现文化资源的共享、共赢。同时积极宣传普及相关文化知识，让优秀文化深入人心，并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文化产业，产出大量优秀的文化产品。(完)

受访者简介：刘成虎，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所长，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山西省晋商学与区域经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兼任中国经济史学会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商业史学会副会长等职，主要从事商业史、财政史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出版专著8部，在《中国行政管理》《中国经济史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清华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4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