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收净利双降，逾期贷款占比达4.88%，林日鹏能改变广州农商行吗

过去重庆农商行、广州农商行、上海农商行和北京农商行组成的国内农商行前四强，座次正在被打乱重排。
在今年8月公布的全国银行百强榜单中，排在前30名的只剩重庆农商行、上海农商行和北京农商行三家，而上市农商银行——广州农商行不仅被北京农商行超越，还跌出了前30强，位列31名。广州农商行最新公布的财务报表显示，上半年归母净利润21.03亿元，在银行业排名42名。这一数值不仅与三大农商行相差甚远，还低于东莞农商行、成都农商行、深圳农商行、江南农商行。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广州农商行的发展高歌猛进，业绩表现不输于一些上市的城商行，然而2019年以来，广州农商行管理层出现一波人事大地震。广州农商行董事长王继康、前行长助理吴海峰、原业务总监陈千红、原副行长彭志军、原非执行董事李舫金均涉案，并且接连18位高管辞职，如今董事层和管理层均出现了较大的变动。
作为国内唯三上市的农商行之一，广州农商行在总资产、营业收入仅次于渝农商行、沪农商行的情况下，盈利水平却被其他农商行后来居上。不仅如此，上半年该行营收净利出现同比双降，不良率进一步上升，核充率下滑，都释放出不妙的信号。
营收净利下滑，中间业务发展困难
广州农商行今年上半年实现营收94.01亿元，同比减少16.14%;实现净利润23.89亿元，同比减少19.43%;实现归母净利润21.03亿元，同比减少16.76%。
具体来看，广州农商行的营业收入主要依靠利息净收入，其次是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和其他收入。今年上半年，利息净收入在广州农商行的营业收入总额中占比高达91.06%。对利息净收入的过度依赖，也导致该行受息差影响较大，上半年该行的净息差为1.49%，同比下滑0.2个百分点，利息净收入也同比减少5.94%至85.61亿元。
除了利息净收入，广州农商行的中间业务收入也出现下滑。上半年，该行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为5.21亿元，同比减少7.72%。再具体一点，该行的理财产品手续费收入为7986万元，同比下滑25.92%;债券借贷安排手续费收入2998万元，同比下滑9.43%;其他业务收入为1774万元，同比下滑30.87%。而这三项业务，都属于真正体现一个银行未来发展潜力的财富业务和投行业务，其下滑趋势反映出广州农商行的中间业务仍处于不稳定阶段。


利息净收入和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的双双下滑，导致广州农商行的营业收入出现较大的降幅。而文章开头所提到在营收仅次于渝农商行、沪农商行的情况下，盈利水平被其他农商行后来居上的主要原因，便在营业支出环节的业务及管理费、信用减值损失上。
今年上半年，广州农商行的营业费用是30.63亿元，尽管同比减少了5.05%，但仍比北京农商行、江南农商行、深圳农商行等银行高。管理成本中最多的是员工成本，为20.33亿元，占比66.36%，相比上年同期的占比高了1.3%。
公司信贷客户质量恶化，以价换量落空
截至今年6月末，广州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为2.25%，同比上升22BP，环比去年末上升了14BP。而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商业银行的平均不良贷款率为1.62%，广州农商行的不良率显然已经远超行业平均水平，是上市农商行中唯一一家不良率超过2%的银行。
不仅横向对比结果惨淡，纵向来看，广州农商行的不良率自2018年来便一直呈上升趋势，2018-2022年，该行的不良率依次为1.27%、1.73%、1.81%、1.83%、2.11%。对于不良率上升的原因，广州农商行在半年报中仅解释称“在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叠加宏观经济下行等因素”，并未更深入提及不良率增长原因。
从负债端来看，今年上半年与去年同期对比，广州农商行的存款利率的变化幅度并不大，年化平均成本率变化幅度仅仅0.07个百分点，但不可忽视的变化是，对公存款金额反而下滑8.5%，并且，相比去年全年也有所下滑。
而在资产部分，广州农商行的对公贷款也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公司贷款平均余额增长8%，但年化收益率却下滑了0.74个百分点，下滑幅度之大在上市银行当中居首，至于利息净收入才会同比下滑。
换而言之，面对今年复杂的经济环境，即便在银行业普遍收到压降存款利率的政策支持下，广州农商行的存款利率也不敢有下压行动，生怕会降低揽储能力，同时广州农商行的公司客户虽然在今年初复工生产了，但各方面成本提高，企业流动性资金留存减少，而且贷款创造存款能力也下降了。
另外，按照行业划分的不良公司贷款分布，广州农商行的第一大贷款行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不良率持续攀升，今年6月末已经上升到3.73%;第二大贷款行业是零售业，占贷款总额比例33.25%，不良率高达7.29%;第三大贷款行业是房地产业，占贷款总额比例14.83%，不良率攀升到3.4%。
广州农商行前三大贷款行业占贷款总额的比重就高达85%，公司贷款的不良率高达2.83%。结合广州农商行6月末的整体不良贷款率攀升到2.25%，表明广州农商行的前三大行业的客户整体质量正在恶化，为了稳固客户，广州农商行选择猛降贷款利率，加大信贷投放额度，不过由于息差收窄过大，客户经营状况不佳又限制了信贷扩张力度，终究未能实现利息净收入“以量补价”。
零售业务不容乐观，个人不良持续攀升
公司业务惨淡经营，广州农商行的零售业务同样不容乐观。虽然今年1月份，《零售银行》和《数字银行》对广州农商行授予了2022年度农商行10家零售银行奖，但是经营数据却显示，今年上半年广州农商行的零售银行业务营业收入只有34.91亿元，而2022年上半年则是37.59亿元，相比之下明显出现了下滑。


具体来看，截至今年6月末，广州农商行的个人贷款不良率分别为1.94%，相比上年末增加了0.3个百分点，个人贷款不良余额为33.16亿元，相比上年末增长了22.01%，在不良贷款总额中的占比上升2.06个百分点至20.68%;各项增幅较公司贷款更高。
不过广州农商行的个人贷款余额为1705.06亿元，相比上年末仅增长了2.74%，在贷款总额中的占比也下滑了0.07个百分点。这一现象也说明，广州农商行存在放宽个人信用额度的动机，以至于存量个人贷款和新增个人贷款的风险敞口增大。
中间业务收入的零售业务部分，是银行在大财富业务的经营体现，从指标上可以预见大财富业务的前景。
但从广州农商行的情况来看，去年上半年零售业务的手续费和佣金收入2.35亿元，净收入1.83亿元，而今年上半年的收入是2.25亿元，相关净收入也下滑到1.45亿元。由此可以明显看出，针对个人的理财、手续费、资管等业务，广州农商行同样“掉链子”。
综合对公和零售，当下广州农商行正处于相当尴尬的境地。即便放弃了降低了贷款利率，也没有获得低不良率的结果，而且随着风险暴露，未来扭转的可能性不高。
牺牲息差降不良，林日鹏改革任重道远
实际上，仔细观察广州农商行的不良贷款、逾期贷款、息差等重要信贷指标不难发现，广州农商银行可能内部正在调整经营策略，而这一策略可能是今年新管理层班子的经营目标。
截至今年6月末，广州农商银行的逾期贷款为347.75亿元，逾期贷款率为4.88%，逾期贷款总额和逾期贷款率分别较上年末增加了78.39亿元和0.99个百分点。同时期该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为160.36亿元，逾期贷款是不良贷款的两倍有余，也反映出广州农商行对不良认定的严谨程度并不高，未来仍有一定的不良贷款率上升风险。
另外，今年上半年，广州农商行的信用减值损失相比去年同期的47.79亿元，减少了17.66%;今年6月底的风险加权资产总额是7794.72亿元，相比年初增加2.83%，而今年上半年的生息资产平均余额是11513.56亿元，相比2022年的10973亿元增加4.9%。
按照三者的逻辑关系，以及后二者之间的差异推算，极有可能说明，为了尽量收紧新不良的生成，今年以来广州农商行选择放弃风险定价，不再顾及息差的大幅下调，转而以低利率寻找更多安全资产，以量补价，用时间逐渐排空存量风险。
而实施这一举措的决定，可能来自林日鹏新一届的管理层班子。今年2月，广州农商行发布公告称，该行行长易雪飞因超过行长任职期限的监管规定，辞去该行主任委员及行长等多个职务，甚至为此传出“易雪飞1月份以来未到岗上班”。
目前广州农商银行行长一职已由副行长林日鹏“代履职”，林日鹏今年才53岁，年富力强，因此刚上任就祭出改革也不难理解。并且，广州农商银行的副行长、行长助理、董秘多是近两年上任，且都是四五十岁年龄，同样也有变革经营方式的意愿。


不过从年初至今，广州农商行的股价下跌超过10%，多个交易日成交量为0，资本市场的认可度较低，加上半年业绩不理想，林日鹏交出的半年答卷并没有令投资者满意。此外，蔡建在广州农商行董事长这一职位上任职已经两年多了，前两年业绩尚佳，今年上半年的营收利润大幅双降，恐怕会成为其任职期的转折点。
早在2019年3月广州农商行曾宣布冲刺A股计划，但在2020年12月便宣布撤回A股IPO申请，及至目前仍未有进展。而从近两年广州农商行的经营业绩、资产质量等数据来看，广州农商行的表现似乎有些“不进则退”，蔡建和林日鹏的组合，能扭转局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