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丨唐淼：宝墩文化如何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中新社成都9月23日电 题：宝墩文化如何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专访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宝墩遗址考古工作站站长唐淼

中新社记者 岳依桐

宝墩遗址是中国长江上游地区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史前城址，是成都平原上人类第一次大规模定居生活的地点，也是成都平原稻作文明发源地。

宝墩文化与三星堆文化有何关联？如何展现中华文明往来交流、交融汇聚？为何说它填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学说长江上游区域空白？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宝墩遗址考古工作站站长唐淼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进行解读。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宝墩遗址的发现有何重要意义？

唐淼：宝墩遗址是目前长江上游发现的最大史前城址，它证明至少在龙山时代晚期，成都平原就有人群大规模居住，并出现定居农耕农业。

宝墩遗址的发现掀起了成都平原寻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高潮。宝墩遗址发现前，长江上游区域的史前文化几乎是空白。宝墩遗址被确认为成都平原首座新石器时代古城后，学界才有勇气寻找其他史前城址，后来也才陆续发现、确认了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古城、都江堰芒城古城、崇州双河古城、崇州紫竹古城、大邑盐店古城和大邑高山古城等7座古城，并在考古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宝墩文化命名，很快获得学界广泛认可。宝墩遗址的发现让学界意识到，成都平原不仅有新石器时代文化，还有8座在中华文明筑城时代大背景下形成的史前古城，这片区域是中华文明发端的重要一元；同时，也是学界敢于探寻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的文明讯号。

截至目前，我们已发现约90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点，分布在成都平原各区域。可以确定的是，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人口数量已经很多，而正是因为其相互竞争、资源整合，才为下一个时代三星堆文明的出现奠定基础。

四川成都宝墩遗址发掘现场。张浪 摄

中新社记者：宝墩文化多元融合的文化特征如何体现中华文明的往来交流、交融汇聚？

唐淼：宝墩文化形成、发展乃至变迁为三星堆文化的过程，都可清晰看见中华文明大视野下多个区域文化的交流、汇聚、融合。

宝墩文化形成过程中，可以发现至少三个方向的人群汇聚：本地土著居民、西北方向仰韶晚期或马家窑时期南下的人群、顺江而上的长江中下游人群。上述三个区域人群的融合交汇，整合形成宝墩文化，开启了成都平原的新石器时代——人群大规模定居的农耕时代。

距今5000年左右的一次寒潮，使北方大部分种植小米的区域无法正常生产农作物，人群被迫南迁，仰韶晚期和马家窑文化时期的人群就沿着黄河流域南下进入成都平原。考古发现证明，人群在四川茂县、汶川区域停留了一段时间，随后部分人沿着六江流域继续南下，部分人则在距今5000年左右进入成都平原。

他们先进入成都平原边缘地带，这里仍属山地，可继续维持以小米等作物为主的旱作农业模式。直到后来长江中下游区域从事稻作农业的人群逆江而上，带来水稻种植技术和筑城技术，通过技术交流，他们在约4500年前逐渐进入成都平原腹心区。

长江中下游区域的水稻种植年限已上提到距今1万年左右，而成都平原目前发现最早的水稻遗存出现在宝墩遗址和高山遗址，距今约4500年；目前中国发现时代最早的古城遗址是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距今约6000年。而在距今6000年到4000年左右，长江中下游出现很多城址，成都平原最早的城址修建时间约为距今4500年左右，其修建方式和长江中下游区域非常相似。

尤为重要的是，宝墩文化时期的人群拉开了成都平原水稻种植序幕，并得以开启大规模定居生活。农耕对文明萌发极其重要，没有定居农业，人群就不能大规模定居，就不会出现人群的竞争整合和发展，文明也不会出现。

考古发现证明，宝墩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也与其他区域文化不断交流。例如，石家河文化的覆钟形豆、良渚文化的玉凿等器物，都在宝墩文化时期就已进入成都平原，这些器物也在三星堆文化时期被发现。

所以，不论是来源、还是过程，都可发现很多成都平原同黄河流域及长江中下游区域文化的交流、融汇。宝墩文化就是在中华文明大的文化体系下，东西交汇、南北交汇，融合发展出的一支新石器时代文化。

四川成都宝墩遗址发掘现场。张浪 摄

中新社记者：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有何关联？

唐淼：宝墩遗址的发现，为寻找三星堆文化起源起到了重要作用。20世纪70年代前，学界普遍认为成都平原的历史上限早不过汉代。1995年宝墩遗址的发现及后续的考古发掘与研究逐渐破解了这个谜题。

实际上，在三星堆文化之前，成都平原还有约800年的新石器时代阶段，这个阶段为后来三星堆文化的形成奠定了非常重要的人口、生业基础。2001年金沙遗址发现后，又向世人展现了三星堆文化的下一阶段。宝墩、三星堆、金沙三个重要遗址的发现，将古蜀文明的整个脉络串联、延续起来了。

兹举几例说明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的关联。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金杖很有名，宝墩文化的红桥村遗址也出土了象牙杖，虽质地不同，但这种用杖的习俗很相似；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期间，人群对象牙的利用很普遍；宝墩文化陶器的器型也呈现出从早期大翻沿到沿部逐渐缩小的变化，陶制、陶色等方面都存在清晰的发展脉络；在石器方面，凹刃凿从宝墩文化时期一直被使用至金沙时期。

需要注意的是，在认知不同考古学文化时不能“一刀切”，因为两种文化的变迁有一个过程：前种文化因素逐渐减少，后种文化因素萌发并逐渐增多，当后者超越前者时，一种新的文化便确立了，而非简单粗暴的代替。制陶和石器工艺、城墙修筑技术、建筑形态、生业经济等，都是一直延续下去的。三星堆文化继承了很多宝墩文化因素。

四川成都宝墩遗址发掘现场的陶器残片。张浪 摄

中新社记者：宝墩遗址考古发掘工作进展如何？在哪里体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唐淼：宝墩遗址的发掘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95年至1996年，考古工作者对城墙进行解剖，并对内城部分区域进行考古发掘，确认是一座新石器时代城址；第二阶段始于2009年，宝墩遗址作为长江上游地区的重要点位，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随即考古工作者开始进行系统性考古发掘。

宝墩遗址的考古发掘工程持续至今年4月，我们基本把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的聚落形态、人地关系、环境、人群生业模式、人口发展过程乃至文明化进程都已梳理清楚，接下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整理考古材料，出版综合考古研究报告，供更多学者开展研究。

随着考古发现推进，成都平原古蜀文明发展脉络已基本清晰：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到金沙文化再到晚期蜀文化。如果将古蜀文明发展过程比喻为人的成长过程，宝墩文化时期相当于0岁至20岁的阶段，所做的更多是在适应、创造。宝墩文化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奠定了成都平原人口基础，拉开农耕文明序幕。

宝墩遗址展馆展出的陶器等器物。张浪 摄

宝墩文化发展的每一阶段也绝非孤立，它是在中华文明大背景下的筑城时代出现，经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长江上游人群和文化的交流、汇聚、融合才形成发展。

在宝墩文化发现前，成都平原并没有被纳入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学说内。宝墩遗址发现后，掀起整个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高潮，8座史前古城和众多遗址点的发现，才让世界认知到成都平原乃至长江上游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并非一片空白，而早已有文明发端。

可以说，没有发现宝墩遗址，就不会有宝墩文化，成都平原也不会被纳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学说之内。毫无疑问，宝墩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学说中长江上游区域的空白。(完)

图为唐淼。中新社记者王磊 摄

受访者简介：唐淼，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宝墩遗址考古工作站站长、陈列宣传部主任。研究生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系，长期在第一线从事大遗址田野发掘研究，展示利用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