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辖权争议：ICC对老杜案的时效困局

（原载于《世界日报》）

菲律宾最高法院前首席大法官阿特米奥·潘加尼班（Artemio V. Panganiban）在题为《在杜特尔特国际刑事法院案件的关键问题》的文章中分析杜特尔特案件时，直指核心法律争议——ICC是否对已退出《罗马规约》的菲律宾拥有管辖权。然后他还告诉大家说, 质疑所谓“绑架”杜特尔特的合法性，在他看来是胜算渺茫的，因为ICC在其他类似案件中已解决过此问题。

“背景与时效争议”是这篇文章紧接着要说明的问题。他说，根据《罗马规约》规定，缔约国退出ICC后，检察官办公室有两年宽限期（自退出生效日起算）启动初步审查并申请正式调查授权。菲律宾于2019年3月17日正式退出ICC，但ICC检察官法图·本苏达（Fatou Bensouda）迟至2021年5月24日才向预审分庭申请调查2011年11月1日至2019年3月16日的“菲律宾局势”，预审分庭于同年9月15日批准。

文章指出关键矛盾在于：（一）是本苏达申请调查的日期（2021年5月24日）已超出两年时效期（2019年3月17日至2021年3月17日）。 （二）检察官主张时效未超，因其已于2018年2月8日（菲律宾仍为成员国时）启动初步审查。

菲律宾政府曾以“时效过期”为由向ICC预审分庭申请终止调查，但遭驳回。 2023年ICC上诉分庭以3:2维持原判，理由是菲律宾未能证明其“有意愿或能力自主调查反人类罪指控”。

这位退休首席大法官早在2023年12月11日的文章力撑ICC上诉分庭的少数派意见，为此提出两项核心反驳：（一）是程序逻辑矛盾：若检察官办公室的初步审查（2018年）可视为时效起算点，为何仍需向预审分庭申请正式调查授权？ （二）是司法体系差异：菲律宾法律中，检察官独立于司法系统，其单方行为不构成时效中断；但欧洲等司法体系将检察官视为司法分支，其调查可纳入时效范围。

文章最后指出，若杜特尔特团队成功证明ICC违反两年时效规则，案件可能被驳回；反之，ICC若将管辖权争议延至实质审判阶段，80岁的前总杜特尔特恐面临长期羁押与健康风险。

我们尊敬的这位退休大法官最后指出杜特尔特案件的走向与风险，该案的首席律师尼古拉斯·考夫曼（Nicholas Kaufman）也曾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