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保护者成了折磨者的时候

作者：Ellen T. Tordesillas（译自自由报）

敲门劝降行动（Oplan Tokhang）中幸存的受害者去年8月21日在奎松市（Quezon City）Payatas的叙述，有一部分是让人毛骨悚然的。

在Centrelaw法律中心日前向最高法院提交的获取信息令（Writ of Amparo）请愿书中，提到了在杀人事件发生的几天后，一名电视记者和他的同事来到了Payatas描笼涯（Barangay）Group 9 B区，要采访目击者。“然而，没有人同意要和他说话，或甚至靠近他，因为他不知道的是，当时随同他一起去B区的警察是三级警员Allan Formilleza，是参与杀戮的警察之一。当天，社区的所有居民都因为Formilleza的出现而受到了惊吓。”

这是很可怕的。

几年前的一个类似的事件也提醒了我们，反罪恶急先锋洪玉华（Teresita Ang See）提过有关一名曾经成了绑架勒索受害者的华人男孩。

当时，她陪同那名男孩和他的父母去克楠美军营（Camp Crame）以寻求当局协助寻找绑架犯。

当与反罪恶组织一同进入克楠美军营办公室时，那名男孩突然害怕起来。原来，其中一名办公室人员就是绑匪之一！

参议员辘逊（Panfilo Lacson）日前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所展示的视频，显示南韩货运高管池翊周（Jee Ick-joo）在克楠美军营内遇害，以及栽赃沙雾的画面，显示了一些警察的腐败，他们是被聘请来保护人民的。

有关杜特地政府敲门劝降行动的恐怖故事并不会变得不那么恐怖，即使这些已经成为日常发生的事件了。

在Payatas的事件中，其中一名受害者 Efren Morillo奇迹般幸存下来。以下是第一封提交有关政府可怕的敲门劝降行动的请愿书中的一些摘录：

“2016年8月21日的下午，Marcelo Daa Jr.、Raffy Gabo、Anthony Comendo、Jessie Cule和Efren Morillo 正在位于奎松市（Quezon City）Payatas描笼涯的家中。Morillo当天是去向Daa收取债务的，而Daa、Gabo、Comendo 和 Cule则是在打发时间，直到他们作为收垃圾回收工人晚上六点的值班时间。 ”

“下午一点钟后，身穿便装的五名男子和两名女子突然光顾。他们进了木门后就冲进院子，吓到了当时正在一边小屋里玩台球的Daa、Cule和Morillo。这些男子拿出了短枪，并且瞄准了他们。因为恐惧，Daa、Cule和Morillo便举手投降。”

“这些武装男子将Daa和Morillo戴上了手铐。他们从小屋的天花板上抽出了电线，并用此绑住了Cule的双手。他们带来了当时正在房子后面的吊床上的Gabo和Comendo，并且也用电线绑住了他们的双手。然后，他们让Daa、Morillo、Cule、Gabo和Comendo在长凳上坐到一起。整段期间，这些武装男子不断地指控五名被拘捕人士参与毒品。意识到这些武装人员是警察之后，Daa、Morillo、Cule、Gabo和 Comendo便悍然抗议他们无罪。”

“这些武装人员进入了房子。蜷缩在里面的是Daa的同居人Maribeth Bartolay和他的Ising阿姨。随后，这些武装人员便洗劫了整间房子，翻遍了所有的个人财物和家具。他们拿走了他们发现的一支手机和平板电脑。他们强迫Maribeth拿掉交出她的银项链和戒指。他们也拿走了Marcelo的金属收藏，这些都是 Marcelo通过回收垃圾辛苦取得的。这些时候，这些武装人员都在嘲笑Maribeth和Ising称：‘把神奇宝贝（Pokemon）拿出来！你们把神奇宝贝放到哪里了？’”

“这些武装人员从屋内出来，带着一张银色锡箔纸和一个手枪形状的打火机。他们向Daa、Morillo、Cule、Gabo和Comendo怒吼，称那些物品证明了他们参与毒品。五名被绑人员则是急切地否认拥有所述物品。”

“武装人员将Daa、Morillo、Cule、Gabo和Comendo赶到了房子后面。其中一名武装男子将Daa和Morillo 带到了连接在房子后面的一个改装小房间，该房间的两面墙都不见了。另一面开口通向大约三米远的一个山沟。武装男子让Daa坐到了一把木椅上，而Morillo则坐在扶手上。然后，毫无预警地，他将手枪指向了Morillo，并朝他胸口开了一枪。Morillo流着血倒向了地上，但他并没有失去意识。接下来，武装男子向Daa开了一枪，后者倒在了Morillo身旁。Daa躺在地上之后，头部被开了第二枪，之后他就死了。”

“躺在Daa旁边的Morillo便装死。当武装男子离开房间后，Morillo才爬向了出口，并爬到了山沟的终端。一手按着流血的胸口，他顺着山沟滑了下去，停在了底部的河流旁边。Morillo穿过了溪流，往另一边的山上跋涉，并直到走到了公路上。在那里，似乎是天意，他遇到了一个平常在帮集尼车招客的熟人。后者和集尼车司机很同情他，并同意他的要求，带他带一家离他位于黎刹省（Rizal）Motalban家里附近的医院。”

“Morillo被带到了黎刹省Rodriguez镇Kasiglahan村的Montalban医务室。不幸的是，当时医务室并没有值班的医生，所以只能紧急处理一下他胸口的伤。此外，医务室的人员将他中枪的情况报告给了附近的社区警察行动中心（ Community Police Action Center）的警察。”

“社区警察行动中心的警察去医务室看了Morillo。根据后者的要求，警察去了Morillo位于黎刹省Montalban镇San Isidro的家中，通知他的母亲Victoria Morillo有关发生的事，并且带她一起到医务室。”

“Morillo向Montalban警察报告了那天下午奎松市警察对他和他的朋友们的攻击。但令他惊讶的是，Montalban警察坚持要将他带到奎松市6号警局，其管辖范围区包括事件发生的地方，Payatas描笼涯。”

“Morillo恳求警察不要将他交给6号警局，坚称自己没有犯罪，事实上他自己也是一名受害者。当他意识到射他并且杀害了Daa、Cule、Gabo以及Comendo的警察被分配到该警局的可能性时，他很害怕。尽管他的请求，Montalban警察仍将Morillo戴上了一辆救护车，并把他带到了位于奎松市Batasan Hills描笼涯的奎松市6号警局。给予他的唯一让步，就是让他的母亲Victoria陪同他坐上救护车。”

“Morillo坐着救护车抵达奎松市6号警局的时候大约是晚上9点钟。在那里，他陷入了无限的等待，警察似乎不知道他身上严重的伤口。躺在救护车担架上的时候，Morillo的意识时有时无。有一瞬间，他听到了一个声音说：‘那个孩子命很硬。三点就中枪了，到现在还活着。’”

“最后，在他母亲Victoria的多次请求后，警察将Morillo送往了East Avenue医疗中心。Morillo下午三点中枪，但因为Montalban警察拖延了时间，他只在大约半夜才得到了适当的医疗照顾，那已经是九个小时过去了。”

“Morillo幸存了，并在East Avenue医疗中心康复着。然而，在住院的十天里他对生命的恐惧并没有消退，因为奎松市警区6号警察局的警员将他囚禁在病房里。幸运的是，人权委员会的官员来了，并且将他从警察那里救了出来。”

“在杀人事件的几天后，GMA 7号电视台的一名记者Jay Taruc带着其他工作人员一起探望了事发地点，Payatas描笼涯Group 9的B区，并试图采访证人。然而，没有人同意要和他说话，或甚至靠近他，因为他不知道的是，当时随同他一起去B区的警察是三级警员Allan Formilleza，是参与杀戮的警察之一。当天，社区的所有居民都因为Formilleza的出现而受到了惊吓。”

请愿书中的被投诉者包括了菲国警本身，代表人包括：菲国警总监德拉罗萨（Ronald dela Rosa）、奎松市警区局长Guillermo Lorenzo T. Eleazar高级警司、奎松市警区6号警局指挥官Lito Patay警司、Emil S. Garcia高级督察、Allan Formilleza三级警官、James Aggarao一级警官，以及Melchor Navisaga一级警官等其他人员。

在人权委员会和Centerlaw的帮助下，Efren Morillo、Martino Morillo、Victoria Morillo、Ma. Belen Daa、Marla Daa、Maribeth Bartolay、Lydia Gabo、Jennifer Nicolas和Marilyn Malimban鼓足了勇气将这些警察告上了法庭。

“Centerlaw的Romel Bagares说，‘这个获取信息令的请愿书是请愿者和受害方呼吁寻求帮助和保护，防止犯罪者进一步侵犯他们的宪法权利，以及对于生命、自由和安全的人权。’”（蔡丹萍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