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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华侨史话》从华侨社会向华人社会转变

时间:2017-6-11 10:24 0 3624 | 复制链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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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于1946年7月4日宣布独立。但殖民时代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殖民状态的彻底消除。

由于长期处于殖民统治之下,菲律宾对宗主国的经济依赖程度在整个东南亚是最高的。到20世纪末期,菲律宾仍然是亚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估计有4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10%的人口不得不到海外充当合约劳工,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著名的“菲佣”。
  
经过数百年殖民统治的潜移默化,土著菲人对华人形成了怀疑和藐视的态度。在后殖民地时期,实际上仍把华人当作一切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源,一有风吹草动,就煽起反华排华的浪潮。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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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迫切需要,菲律宾政府对华人的政策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转变,从限制排斥转为较为宽容的政策。通过放宽归化条件和简化入籍手续,同时菲化华校,促进对华人的同化,希望最终达到利用华人为经济发展服务的目的。


大量菲华归化入籍

西班牙殖民时期,华侨还是可以轻易地申请归化为西班牙公民的。基本上,原来居住在菲律宾的人,不分国籍和种族,都是菲律宾的国民。出生在菲律宾土地上的人,也自然取得菲律宾国籍。但那些时期,咱们华侨还不想放弃泱泱大中国的国民身份呢,而且那时也没有改籍的必要。
  
美国统治时期初期,沿袭了西班牙的做法,并和美国国内一样,采用“出生地主义”。
  
但后来,美国把排华法案植入菲律宾,华侨入籍变得异常困难。华侨和菲律宾人民一起并肩作战,争取到了独立,以为可以扬眉吐气,没想到,情况变得更坏。
  
独立以前,菲律宾政府规定,只有经营合法工商业的华侨及其子女、侨校教师、留学生及科技人员,以及政府官员等几类华人可以入境居留。
  
独立后,为了严加管制外侨,不仅华侨移民配额少之又少,还大幅度提高外侨居留证费及移民手续费。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不少于1937年至1941年回国的华侨要返回菲律宾,但菲律宾以种种理由限制华侨返菲。中方经过外交努力仍告失败。
  
战后数年间,有5000多名华侨眷属以游客或学生身份进入菲律宾,1949年政权更迭,他们以无法返回中国大陆为由在菲律宾逗留,但一直没能获得永久居留权。这些所谓“逾期游客”,在此后的25年间成为菲中关系的棘手问题。
  
从1946年菲律宾独立到1975年马科斯下令让大批华侨归化入籍之前,菲律宾政府严格限制,不让华侨融合到主流社会。而同一时期,泰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已经允许华侨入籍。
  
尽管归化入籍的条件相当严苛,面对越演越烈的菲化运动,为了求得平等的生存权利,申请入籍的华侨越来越多。
  
1975年,马科斯总统发布行政命令,放宽华侨归化入籍的条件,简化手续,大幅度降低申请费。又下令让逾期滞留的1787名华人获得永久居留权,解决了拖延25年之久的“逾期游客案”。
  
为什么菲律宾的对华政策有如此之大的转变?
  
马科斯与美国政界关系密切,政治嗅觉相当敏锐。他发现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已发生转变,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要在1971年7月秘密访华,他赶紧于同年1月就表示要调整外交政策,次月就宣布要和中国建交。
  
马科斯这么做还有国内经济方面的原因。美菲贸易衰退,1954年签订的菲美贸易协议即将到期。当时菲律宾因镇压南部穆斯林运动,与印度尼西亚和阿拉伯产油国家的关系都不好,国内出现了能源危机。南部地区的大米供应又出现了问题,急需进口大米填饱肚子。
  
而中国做出承诺,向菲律宾椰油、木材、糖等产品开放市场,同时向菲律宾出口石油和大米,价格还大大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真是解了菲律宾的燃眉之急。
  
马尼拉政府得了这一大好处,还是很不放心,与中国建交就势必要与台湾断交,万一大批华侨自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中国通过华侨进行渗透可怎么办。思来想去,菲律宾政府下定决心,解决华侨国籍问题,使他们认同菲律宾。
  
根据1975年马科斯访华期间发表的中菲联合公报,“已取得对方国籍的公民,都自动失去原有国籍”,归化入籍的华人不具有双重国籍,不再是华侨。
  
到了21世纪初,据估计,华人中的菲籍公民已超过90%,外籍华人仅三四万人。在经济上,归化的菲籍华人不再受针对华侨的菲化法案的限制;在政治上,华人族群开始参与地方和国家事务,菲律宾华人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
  
形势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1986年马科斯独裁政府倒台后,新政府继续执行对华人相对宽松的政策。阿基诺总统于1988年出访中国的前夕,签署了《外侨合法化法案》,使数千名在1984年以前非法入境的华人可以在菲永久居留。
  
炎黄血脉终于被认可为菲律宾民族的组成部分。走到这一步,华侨华人品尝了无数心酸泪。


两族通婚出现新现象
      
20世纪三四十年代,菲华通婚比例大大下降。
  
基于美国1903年在菲律宾实施的移民法案,只有官、商、游(览)、教、读五种人及前二者的眷属可入境,且批准手续严苛。但还是有不少华人通过各种途径来到菲律宾,华人妇女也陆陆续续地前来。
  
抗日战争爆发后,特别是1937年-1940年间,在美国当局的允许下,7000名菲律宾华侨眷属以难民身份来到菲律宾,其中大部分是华侨的妻女。华人的男女性别比例发生了显著变化。从1918年的13:1,一下子升高到5:1,到1939年已经是3:1。在外辛苦了一天的男人回到家,有了热汤热饭,有女儿家娇滴滴的呼唤声,华人社会不再是“和尚村”。
  
以中国人的个性,能娶到华族女子做太太,当然不愿再找菲女。
  
这时候,两个民族之间也互相看不顺眼。华人觉得菲人懒惰、不可信,菲人觉得华人狡猾、自私,其实这些坏印象是一直都有的,只是到了这个阶段,各自社会都正好掀起民族主义浪潮,激化了矛盾。
  
华人是注重仪式感的民族,结婚是人生头等大事,定要遵循旧礼,风风光光,像菲人那样买上三两斤糖果饼干,泡上几杯咖啡牛奶,再弹个吉他跳个舞,就算了事,是万万接受不了的。娶了番婆,就会被邻里朋友看不起,再难回到华侨群体里。菲律宾少女婀娜多姿、热辣诱人,但谈谈朋友可以,娶进家门就差不多意味着众叛亲离,而且连打工机会都难找。更可怜的是,生下来的孩子会被唤作“十一点仔”,意思是说是晚上偷偷生的。
  
娶菲女还有个现实问题,按照当地的婚俗,男女结婚后,男方要同女方家人住在一起,并要承担起赡养全家老小的责任。形似入赘,娶一个人等于娶全家,这对于中华大丈夫来说,也是难以接受的。
  
战争改变了一切,也改变了异族男女关系。面对战乱,原有的社会秩序被打乱了。两族人民并肩抗日,患难与共。在亲密接触之后,藩篱拆除,原来对方不是那么讨厌啊。
  
战争结束后,人们发现,不仅有华男娶菲女,还有华女嫁菲男的,而且后者的数量有时还超过了前者。这是个从来没有过的有趣现象。战后,华人男女比例已大体平衡。“丁男”愿意娶菲女,“甲女”却常常找不到门当户对的华男,优质剩女就把目光投向了异族男青年。特别是学校里的男女同学,青梅竹马,情投意合,没有了社会阻力,他们得以顺利结合。
  
菲律宾独立后,经济民族主义高涨,针对华侨的菲华法案层出不穷。1954年的“零售业菲化案”对华侨生计的威胁最为严重。这个法案规定,只有菲律宾公民或全部资本为菲律宾公民所有的组织、合伙公司或股份公司,才有资格直接或间接经营零售业。在菲律宾,有半数华侨以经营零售业为生,这下何去何从?加入菲籍,改变外侨身份?当时菲政府对华侨申请入籍所规定的手续之繁、费用之高、期限之长,令大部分人望而却步。剩下的一条路是与菲人合作。许多单身汉或是妻子不在菲律宾的,就选择了与当地妇女“结婚”这个途径。其实只是同居,多数没去办理登记手续。因为依据菲律宾法律,本国妇女如与外侨正式登记结婚,便自动丧失本国国籍。
  
娶菲女的好处,不仅仅是获得继续经营零售业的权利。一个人的背后,是一整个家族,是一张社会网络,如果这位菲女刚好是位富家小姐,这张社会网络就会发挥出巨大的威力。与侧重男方世系的华人社会不同,菲律宾社会是个双系社会,女方亲属和男方亲属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华人男子与菲人女子结婚,可以依靠女方家庭获得当地的经济网络和社会关系。
  
在菲律宾社会大环境之下,华人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入乡随俗是很正常的,跨种族的家庭逐渐菲化就更不可避免了。不过,“力的作用是相互的”,菲妻反而常常被“华化”。家族里打麻将“三缺一”,可以叫上菲妻,因为她早已学会了这个经典游戏。回到中国,家乡人很惊讶地发现:“番婆”居然也会讲闽南话,还会一起拜菩萨。孩子在家里常常被老妈吓唬:“你们再不学会讲闽南话,小心阿爸把你们赶出家门!”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菲律宾华人经济获得长足发展,华人社会相对封闭,嫁娶一般都自觉自愿地在旧有的朋友圈里进行,讲求门当户对。华人没有因现实利益与菲人通婚的必要,但华侨华人与菲律宾人长期同学、同事,也有因此产生感情结成佳偶的。


“两头家”两头矛盾
     
20世纪中叶,在下南洋的华侨群体里存在一种特殊的婚姻形态:“两头家”,华人在家乡已有了妻子,但下南洋后,出于感情或实际生活需要,又与当地女子建立另一个家庭。这并非是这名男子欲享齐人之福,而是不得已之事,往往是三方都陷于痛苦与矛盾之中。
  
一位曾先生说:许多厦门禾山人在苏禄娶番婆,有的其实已在唐山娶了老婆。他们还是会按时寄钱回去。还有位何先生说,1951年恢复侨汇之后,我们又能收到父亲寄来的钱和信了。但父亲也告诉了我们一个一直没让我们知道的事情:他已经在菲律宾另外娶了个当地女人。母亲哭了几天后,还是忍了下来,因为她还指望父亲将我们都带到菲律宾。母亲和我们一起到菲律宾后,她经常念叨我:你要好好把父亲的生意接过来,要知道你父亲是有娶番婆的。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华人丈夫长期与菲律宾妻子相处,自然感情深厚。但受传统观念的约束,他又不能抛弃结发妻子,内心是愧疚与纠结的。如果他把家乡的妻儿接到菲律宾,这个“两头家”的矛盾就变得更加现实与急迫了。他可能与结发妻子住在一起,但周末与番婆团聚;也可能是另外的形式,但总之两头都要妥当,相当辛苦。如果继续把原配妻子留在家乡赡养老人,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但长期的分离还是会让丈夫与结发妻子之间显得疏离陌生。而接到菲律宾的孩子,不仅与父亲生分,与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也常有现实利益上的纠纷。
  
不论菲华通婚如何现实,婚姻、家庭、亲情,令菲华两族相互影响,不断融合。

(来源:厦门《鹭风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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