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爱国华侨女记者黄薇传略（上）

著名爱国华侨女记者黄薇传略

作者：郭波澹

一

1912年2月27日，黄薇（又名黄维英、南君）生于龙岩县龙门镇龙门村赤水桥一个“三代五贡举”的书香世家。但从祖父起，已与功名无缘：祖父是个穷书生，生六男一女。黄薇的父亲排行第二，名黄瑞枢。黄薇出生时，父母给她取名：琼云；上有大姐维琼，二姐维娟， 哥哥文橙（复康）。

1914年黄薇二岁时，父亲积劳成疾去世。

1918年黄薇七岁时，入她二叔宝枢创办的距家不远、设在黄祠里、仅有40多个学生的龙门小学读书;她与堂姐玉钗是该校仅有的二名女学生，也是龙门镇最早上学的女孩子。此时，己不是读《三字经》，而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的《国文》，还有算术、 唱歌、体操、手工、图画等功课。

1921年，黄薇读完初小，到距家6公里的县城北门公民学校上高小女生部（男女分班），全班只十多个同学。入学时，改名黄维英。表哥（姑姑的儿子）邓锡藩是她班的英语教师。1924年高小毕业，恰逢表哥邓锡藩应聘赴厦门集美女子小学任职；黄薇征得母亲、哥哥同意，随表哥去厦门，考入陈嘉庚创办的四年制女子师范学校。

1927年，黄薇以优异成绩毕业于集美女子师范学校。这年夏，她敬爱的哥哥黄文橙告别了年迈的母亲和妻、儿，远涉重洋，去荷属苏门答腊亚沙汗、堂兄黄哲明经营的永联昌商行任职，并积极参加侨务工作和活动。

1930年，黄薇的母亲因病医治无效去世。哥哥文橙从印尼赶回龙岩处理完母亲丧事后，将妻子、儿女和妹妹黄薇一起接往亚沙汗。因堂兄的店铺受到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而破产，文橙便转到侨办培善中学任职，兼当地中华商会、华侨进出口、华侨糖米商等商会任秘书（为方便在新加坡入境，改名黄复康）。黄薇先在棉兰任教，随后也到亚沙汗培善中学附属小学任教。

二

1933年，黄薇决心去日本留学。在哥哥的大力支持下，从印尼乘船到香港转上海；在上海，巧遇两位集美校友，于是结伴同行到日本神户再去东京，与旅泰华侨马秀麟、胡呈芳、刘向东等在髙田马场合相住下，入日语补习学校学习日语，准备投考大学。翌年，黄薇考入东京的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本科），在第一学年考试中，成绩在全 班的中国留学生中名列前茅。

从1936年开始，黄薇在中共东京党支部（支部书记林基路，当时用名林为梁）领导下，积极参加留学生中的革命活动。黄薇是“社会科学座谈会”的领导成员，是与伍乃茵、张建、刘云和等发起成立“留东妇女会”、在“文化座谈会”等七个团体组成的“留东文化团体联合会”（简称“文联”）担任常务理事。公演田汉改编的托尔斯泰名著《复活》话剧时，黄薇在该剧中扮演了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女政治犯 和贵族小姐玛嘉丽特。还为沈兹久在上海出版的《妇女生活》杂志写 稿。应杂志社之约，曾专程访问了日本女政治评论家神近市子和隐居在日本千叶县市川市的郭沫若，写了访问记和一些给有关日本妇女生 活的通讯报道。并到校新闻系去听课，参加新闻系主持的参观访问。

1936年“双十二”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东京支部根据党中央关于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各大学成立中国学生的同学会。黄薇任明治大学“留日同学会”的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在中共 东京支部领导下的“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简称“学联会”）与右翼学生的“中华留日同学会”发生冲突、代表被殴打时，黄薇、林基 路、卓如被推选为代表，向中国驻日大使馆提出惩办打人凶手、承认 “学联会”是我国留日学生的唯一合法组织等要求，斗争获得初步胜利。东京《朝日新闻》对此事做了报道，题为《西安事变第二》，引起日本警方注意，一些进步留学生被捕，组织上通知黄薇立刻离开日本。一个多月后，被捕学生大都获释，因毕业考试在即，黄薇从上海返回日本。

三

1937年“七•七事变”，黄薇与同学马秀麟等回到上海。黄薇本想去革命圣地延安学习和工作，由于当时是“八•一三”前夜，上海形势十分紧张，一时找不到去延安的关系，后经组织同意，就去南洋各地进行抗日宣传。在泰国，黄薇应《中原报》主编之约，写了两篇号召广大侨胞积极支援祖国抗战的文章，泰国当局受亲日派的压力，下令限黄薇十日之内离境。黄薇转往马来亚（现称“马来西亚”）的槟城，受到《现代日报》社吴蔚怀、陈慧卿夫妇的热诚接待。会见了爱国人士庄明理先生和夫人。在槟城组织妇女会，进行抗日宣传筹赈活动。10月间，探听到在印尼的哥哥因组织“南侨总会亚沙汗分会” 积极从事抗日宣传筹赈活动，被荷属殖民政府印尼当局押送出境即 前往新加坡，未能会晤到哥哥。就在新加坡积极开展抗曰宣传，成功 举办了新加坡有史以来首届“三•八国际妇女节庆祝大会”，并组成了一个爱国的妇女救国会。之后，就以《星洲日报》特派记者身份回 到灾难深重的祖国。

1938年4月，黄薇到武汉，其时正值徐州大会战在激烈进行中。武汉新闻界组织了由范长江领导的“战地记者团”，参加的有《新华日报》、《大公报》、《扫荡报》、中央社等报刊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20多人，黄薇也报名参加，奔赴徐州前线，到达徐州的第二天， 黄薇参加了在云龙山公园成立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五战区分会”。5月19日，战区长官司令部决定放弃徐州，黄薇随五十二军关麟征军长突围，经归德、开封、郑州回到武汉；《新华日报》社于27日举行欢迎会，黄薇与范长江、陆诒、潘梓年、胡愈之、陈绍禹、吴克坚、陈北鸥、秦邦宪、吴玉章、章汉夫等25人摄影留念。是时，突围的记者开了一个座谈会，决定出版《徐州突围》一书；选出范长江、王昆仑、陆诒、石燕等11人组成编委会：书中收入了黄薇写的《从火线到后方》的报道文章。文稿交付后的6月下旬，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安排黄薇随同“世界学生联合会”代表团一起去延安采访。

在延安，黄薇参观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马列学院、鲁迅艺术学院、新中华报社、监狱、被服厂等单位。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又听毛主席作关于抗日形势的报告，并赴毛主席便宴。宴席中，黄蔽吿诉主席：“我家在龙门镇赤水桥，是-座二层楼房，屋子 大门前竖立着三根石刻的大旗杆……”主席说：“我知道这个地方， 还在那里住了几天，因为你家是一•<t*书香世家，在当地相当突出，所 以印象比较深。”黄薇说：“可惜那时候，我到厦门集美中学读书， 如果当时我在家看到主席，一定会跟着共产党去干革命的。”毛主席 点点头说：“嗯，有可能。”黄薇当时向毛主席提出要求留在延安抗 大学习。毛主席认为她当记者到前方去采访对革命更有利，要她随同 陕甘宁边区各界组织的慰问团，到晋察冀边区参观采访。

8月中旬，黄薇和《救亡日报》、《南洋商报》的两位记者，参 加余飞团长率领40多人的陕甘宁边区慰问参观团出发，从晋西北、晋东北、冀西到晋东南，走了40多个县，行程数千里，时间3个多月；到过八路军一二0师、一二九师、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和八路 军总部。在参观访问中，见到了贺龙、肖克、周士第、聂荣缘、舒同、 宋劭文、邓拓、白求恩、李达、陈锡联、左权、傅钟、陆定―、康克 清等许多党、政、军各界领导人和英雄模范人物。参观慰问结束时，延安指示，要黄薇到重庆去，因为寄海外的通讯报道，在重庆发出比从延安发出方便。1938年12月，在八路军总部安排下，黄薇离开山西，路经洛阳、西安，到战时陪都重庆。
1939年1月，黄薇-到重庆，找到《新华日报》社吴克坚。吴告诉她：“你暂时不要到《新华日报》来，你还是保持华侨记者的身份比较好。”为此，她在两路口的一座楼房里租了一间小房子住了下來。自2月开始到同年8月的6个月时间中，写出了敌后通讯百余篇；

开始时寄登在新加坡《星洲日报》上，因通讯报道很快引起读者的关 注，就改在发行童较大的《星洲晚报》上连载发表。在重庆，黄薇在宋美龄召集的重庆各界妇女领袖座谈会上，报告了华北敌后军民英勇抗日、出现了许多“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事迹：为前方缺医少药、呼吁在座的姐妹们和全国同胞赶快动员起来，捐献医药用品支援前线。并受聘与张友渔、钱俊瑞、阎宝航、陶行知等进步人士为“战时妇女干部训练班”教官，每周去讲一次课，介绍延安和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团结合作抗日情况。是时，香港的《星岛日报》总编辑金仲华聘黄薇为该报驻重庆的特派记者。黄薇搬入女青年会居住，经常与《新民日报》记者浦熙修、《大公报》记者彭子冈 结伴采访，互通讯息。黄薇除采访工作外，还参加中共领导的“中厘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和“重庆妇女座谈会”等群众组织的活动。访问过一些国民党要员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监察院长于右任，海军上将萨镇冰等以及因公到重庆的新四军军长叶挺，杰出的新闻记者、出版家和政论家邹韬奋。1940年3月，黄薇与在重庆的集美、厦大十多位校友受到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的亲切接见，并摄影留念。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黄薇立即把周恩来在《新华日报》的题词“为江南死难者致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及重庆人民对此事的无比愤慨的情况，向《星岛日报》发出了专电，但电稿被当局扣压。黄薇气愤至极，连夜赶写一篇报道，发了出去。为此事，她走访冯玉祥将军，想了解一下他对皖南事件的看法。冯将军对她说：“他们正在策划暗杀你，出去很危脸，你住在我这里，他们不敢到我的公馆来抓人。”黄薇说“我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不能在这种时刻躲藏起来，我要战斗，准备为自己的事业牺牲一切。”为此事，邓颖超三次约见黄薇，要她去香港。几经周折，通过虎标永安堂胡经理，为黄薇买到了飞机票，逃出了虎口。党给了她第二次生命。到香港后，黄薇在《星岛日报》任编辑。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