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特尔特，卡特里奥纳激起我们的民族主义

作者：RIGOBERTO D. TIGLAO（原载于《商报》，译自《马尼拉时报》）

在短短三天里，这个国家最偏远大城市的前市长和一个出生在昆士兰北部的菲律宾澳大利亚人加强了我们的民族主义意识。

不夸张地看待这一点的最简单方法是分别去想想，12月15日，经杜特尔特总统密集游说后，巴朗伊加钟被送回菲律宾，以及12月17日卡特里奥娜‧格雷赢得环球小姐头衔时所表达的感叹词：“为菲律宾人感到骄傲！“。

为了更深层次地认识到这一点，人们必须理解康奈尔大学已故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关于民族主义的开创性见解，他在其学术畅销书《想像中的社区：民族主义起源和传播的反思》中解释了这一点。

对于初学者来说，我们不得不消除我们的念头，因为不幸的是越来越多人站在宣称“全球主义者”的真正的小棕色美国人的对面，这是民族主义，或者说人们归属于这个被称为“国家”的结合体的强烈意识，是所有国家的增长和繁荣的最大因素。

这是全世界历史无可争议的事实。只有当这些国家成为富国时，他们才支持“全球化”，一位韩国民族主义经济学家声称，这种策略是在它们达到国家发展高峰之后“走出阶梯”。

最重要的组织

国家是现代人所属的最重要的组织，因为国家的情况决定了他的命运。想想看，如果一个普通的菲律宾工人留在这里或移民到美国，那么他的家庭命运就大相径庭了。

安德森指出，民族主义是多么的困难，因为国家实际上是一个“想像中的共同体”。它与家庭，宗族，部落甚至兄弟会等“真实社区”不同。因为我们已经熟悉这些组织的每一个成员。这些组织的会员，毕竟是我们认识的亲戚或朋友的简单集合。

然而，正如安德森所说，即使在最小的国家里，成其员“也永远不会认识他们的大多数成员、认识他们，甚至不会听到他们的消息。”然而，成员们必须头脑中具有“他们交流的形象”。

一个菲律宾人永远不会遇到他的1.1亿(同胞)。但，当他在一个陌生的异国土认识并问候某人，称呼他为“同胞”时，在他的思想里就会觉得他这样做，这是因为从童年开始，他就被教导想像一个叫做“菲律宾社区”。

扶西‧黎利的天才之处在于他是第一个不以枯燥的理论方式表现对菲律宾的想像的菲律宾人，而是在两部戏剧小说中运用了批评家说——甚至是以现代电影去演绎《社会毒瘤》和《贪婪的统治》这两部小说。

想像不容易

要设想一个社群并不容易，即使存在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如共同的地域、语言、历史和微妙但相似的遗传特征。必须有无数的仪式(例如在升旗仪式上唱国歌)、殉道者(像Rizal一样，他们为促进社区的愿望做出最大的牺牲)和事件(这些事件提醒我们，

但是英雄不仅仅需要为国家的生存而战死的烈士。他们可以是社区中擅长自己领域的成员，特别是如果他们不惜一切代价这样做的话。如果没有通过成为一员来证明他可以以以以某种方式分享那个英雄的品质，那么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去说服一个人成为社区的一员？

想像不容易

想像一个社区并不容易，即使存在必要但不充分的条件，例如共享的领土，语言，历史和细微但相似的遗传特征。必须有无数的仪式(例如，在升旗仪式上唱国歌)，殉道者(像黎刹，为促进社区的愿望做出最大的牺牲)和事件(这提醒我们，我们有共同的命运，我们在同一条船上)。这些旨在把我们从以自我为中心(或以宗族为中心)的意识中拉出来，并将其与社区融合。

但是，英雄不仅需要成为为国家生存而战的烈士。他们可以成为在各自领域中表现出色的社区成员，特别是如果他们不顾一切地做到这一点。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说服个人成为社区的忠实成员，如果不是通过成为一名成员来证明他可以分享那个英雄的品质？

曼尼‧帕奎奥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拳击手，他与贫穷作斗争，他就是这样一位英雄。你可以感受到菲律宾人的社区感兴奋，餐厅，篮球场，甚至酒吧，他的战斗的电视播放，现场直播和投影到一个巨大的屏幕，在此时此刻，不再有丰富的菲律宾人，贫穷的菲律宾人，而是同胞们欢呼菲律宾。 (黄党果然试图扑灭民族主义激增与厘务局长金‧埃纳雷斯声称帕奎奥没有缴纳奖金税。)

Catriona Gray的胜利为环球小姐都让她这样一个女主角，也许没有那么伟大，Manny，但还是菲律宾人的愿望是一个崇拜的人的一种体现，从而帮助我们想像我们的国家。

在维拉文件特征的文章，博客通常强调负面的每一事件Duterte的注视下说：“有两种东西团结菲律宾人：曼尼‧帕奎奥打和环球小姐。最新的Catriona Gray的胜利是证明。得到冠已经成为全国痴迷…”

卡特里奥娜‧格雷当选为环球小姐的胜利，无疑使她成为了这样的女主角，也许不如曼尼那么伟大，但仍然是菲律宾人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人的愿望的体现，因此，这帮助我们想像我们的国家。

维拉‧菲尔斯(Vera Files)这个新新闻网上的一篇特写文章说：“有两样东西团结了菲律宾人：曼尼‧帕奎奥(Manny Pacquiao)的拳击和环球小姐。卡特里奥娜‧格雷的最新胜利就是证明。获得冠军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痴迷…”

敦洛的贫民窟

卡蒂里奥纳不仅为了成为选美女王，而且为了想像这个国，提到了最古老的社区之一(至少在公元900年就存在)，它将成为这个国家首都的一部分，与任何地方一样的敦洛的菲律宾人。她说的是：“我在敦洛——马尼拉的贫民窟里工作了很多，那里的生活很贫穷，很悲伤。我总是教自己去寻找它的美，去寻找孩子们的脸的美丽，去感恩。”

虽然小人物声称她将贫穷浪漫化，而最弱小的黄党人甚至要求她抗议这个地区所谓的“法外杀戮”，格雷用那句话提醒我们，作为国家，我们必须帮助在这个国家最古老的地方那些陷入贫困的同胞。总而言之，如果一个组织不能让其成员摆脱贫困，那么，这个国家有什么用呢？

但是，一个国家不仅在胜利中，而且在失败中，在悲剧中，都是想像出来的。 Duterte要求归还Balangiga钟(我怀疑许多千年前都没听说过)是对这个国家的生动想像。

他在2017年的国情咨文中说：“把那些巴兰吉加钟还给我们。它们是我们的。它们属于菲律宾。它们是我们民族遗产的一部分。伊索利‧纳曼‧尼尼奥。马斯基特‧云萨阿明(请退货)。这对我们来说是痛苦的)”

几乎可以想像，杜特尔特在20世纪初去了被遗弃的巴朗伊加镇，为成千上万被美国步兵屠杀的菲律宾人死亡而哭泣，并请求教堂钟的回归，来慰藉悲伤，美国人侮辱地把教堂钟当作“战利品”。这不是一个想像国家的惊人运动吗？

把一个国家的悲剧变成了一个胜利，是一个国家最好的想像之一。这就是达特尔特在如今已回到菲律宾的巴朗伊加钟前举起拳头时所取得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