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媒称专家预言95%是错的 还不如中国的幸运饼干

参考消息网12月6日报道 西班牙《趣味》月刊9月号发表题为《失败的预言》一文。文章称，有史以来，专家一直在预言着人们即将面临的未来，而普通人也会心怀敬意地关注着他们的预言。问题是，人们用心观察就会发现，这些预言几乎都是失败的，没多大用处。
　　错得离谱的预测


　　近百年来几乎所有重要大事，如战争、危机或某个国家的彻底政治变革都没有被任何专家准确预测到。一个多世纪以前发生的事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文章称，1914年8月发生了一件所有专家都认为绝不可能发生的事。英国政治分析家H·N·诺曼同年年初曾在《曼彻斯特卫报》上发表文章说，在政治上可以确定的是，“现代国家的边界已经划定。我认为六个大国之间不会再有战争”。3年之前，著名历史学家G·P·古奇也曾写道：“文明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已经和决斗一样成为过时的东西。”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乐观主义仍未减退。作家H·G·韦尔斯预言到，这将是一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经济学人》周刊说，从经济和金融的角度考虑，“不可能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保持敌对状态”。


　　德国战败以后，世人都在为胜利而欢呼，但那些最有远见的专家们又发话了，而这次是表现出悲观情绪。德国思想家奥斯瓦尔德·施彭格勒的畅销书《西方的没落》就是最好的体现。还有医生和人道主义者阿尔贝特·施魏策尔在1922年说过的话：“人类正在走上自杀之路，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但事实是人类迎来了幸福的二十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专家们的预测同样不那么乐观。甚至连爱因斯坦都说：“只有成立一个全球政府才能阻止人类的自我毁灭。”H·G·韦尔斯加入了这一悲观主义阵线，写道：“我们称之为生活的一切的终结已经触手可及，而我们无法避免。”


　　文章称，这一时期被称为“焦虑的时代”，这期间的预言已经不是悲观了，而是灾难性的。但生活水平却在突飞猛进。对不可避免的核战争的恐惧令最权威的声音茫然不知所措，没有人能够注意到出生率的提高和推动西方经济发展的动力。实际上，他们的看法是相反的：他们担心军人复员之后会造成失业率急剧攀升。


　　人口问题是专家们令人怀疑的预测能力的最明显例子，同时也是最容易作出预测的领域。其中错得最离谱的是至今仍活跃在斯坦福大学的昆虫学家保罗·恩尔利克。1967年他发表了《人口爆炸》一书，书中写道：“我们输掉了让人类有饭吃的战役。70年代将有数亿人饿死，即便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实施战斗计划。”同年，威廉和保罗·帕多克发表了《饥荒1975！》，书名就说明了一切。生物学家詹姆斯·邦纳在《自然》杂志上发表评论说：“所有严肃的学者都一致认为，欠发达国家的大饥荒是不可避免的。”


　　事实是截然相反的：通过技术改良提高农业生产率的绿色革命不仅让全世界都有饭吃，而且还有剩余。1961-2000年间，平均每人每天摄入的热量增加了24%。其中印度增加了20%，意大利26%，印度尼西亚69%。


　　那么预测石油价格的走向呢？这可能很简单，因为只需要关注供求关系即可。大错特错。1977年，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发表讲话说，能源危机将美国置于等同于战争的境地。他强调，国民经济必须远离“黑金”，因为需求将远远超出产量，而价格会不可救药地飞涨。


　　卡特不过是说出了上世纪70年代所有专家的心中所想：原油价格将经历持续和持久的增长。8年之后，油价下跌。美国外交官詹姆斯·E·埃金斯不怀好意地说：“所有试图预测油价的人只比那些预测地震或弥赛亚再次降临的人稍微好那么一点儿。”


　　错了，又怎样？


　　因为经济是一个充满流沙的泥潭。即便如此，证券投资顾问、评级机构和其他专家仍毫不畏惧，继续抛出他们的预测，就像在拉斯维加斯扔骰子的赌徒。他们知道，就像新年夜的祝愿一样，没有人会在12个月之后加以验证。例如美国《商业周刊》2007年12月发表了54名知名分析家对未来一年的预测：他们一致认为，美国经济不会陷入衰退，2008年会是“稳定的，尽管不甚壮观”。不管怎样，最令人惊讶的不是这些专家没搞明白风向，而是在这恐怖的一年到了年底时，这份杂志又去向这批专家讨要2009年的预测，编辑部竟然没对上一次惨败有所反思！


　　文章称，危机遵循的是一个简单的规则：如果某个经济学家就危机发出警告，可能就不会发生危机。但如果所有专家的共识是一切将“安好”，你可要抓牢椅子了。经济学家拉维·巴特拉在1987年写了本书，名为《1990年大萧条》，并成为美国的畅销书之一。同年，曾任法国前总统密特朗顾问的雅克·阿塔利发表《千年》，预言了2000年的一些重大变化。阿塔利认为，美国和苏联将逐渐丧失超级大国的地位，被欧洲和日本取代，中国和印度将难以摆脱贫困状态，只有奇迹才能将这两个国家放入世界棋局中。此处无评论。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不能免于尴尬。1997年，当亚洲国家遭受巨大危机时，《纽约时报》专栏作家、2008年诺贝尔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预言：如果不采取措施，将面临一个悲惨的景象。克鲁格曼的解决办法是什么？严格控制货币。没有人搭理他。亚洲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重返经济巅峰。


　　不知人们会如何评价经济学家欧文·费希尔。他在1929年10月17日对一群忧心忡忡的投资者说：“股票市场仍将是一桩好生意，至少未来几个月是这样。”所有人都知道随后的几周发生了什么。还有传奇人物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说：“华尔街发生的事不会在英国产生严重后果。”不久之后，英国陷入大萧条。


　　科学家对自己所从事的学科未来的构想也不靠谱。兰德公司曾在20世纪中叶说，到2000年将有水下农场，由潜水员来照看鱼类，就像在陆地上放牧一样，人类将已踏上火星。哈得孙研究所创始人赫尔曼·卡恩1967年发表文章说，原子弹将被用于矿业，人造月亮将用来在夜晚照明，大洋深处也将有殖民地出现。但没有人预见到互联网或电子设备不可思议的小型化。


　　文章称，人类本应该相信未来是不可知的，但人们依然以为事实并非如此。这种盲目相信的一个例子跟《时代》周刊有关。2009年12月7日，该杂志发表文章说21世纪的最初十年是“地狱般的十年”：有“9·11”、伊拉克局势、卡特里娜飓风、2008年的金融危机……但也毫不犹豫地断言，接下来的十年情况会有好转。心理学家丹·加德纳说：“如果说过去的十年是如此可怕和绝望，那么是什么让《时代》周刊认为下一个十年不会这样呢？”


　　专栏作家、记者、博客写手、电台和电视台的访谈节目……成千上万的专家大胆作出“消息灵通的”预测，关于谁会赢得下一次大选，哪个国家会跟别国开战，房价会涨还是会降……就算他们搞砸了，我们似乎也无所谓，我们还会继续征求他们的意见。宾夕法尼亚大学营销专家J·斯科特·阿姆斯特朗提出了预言吸收者理论：“不管有多少证据表明所谓预兆是不存在的，但吸收者仍然会为了让其继续存在而付出。”


　　为何执着于预测？


　　这种顽固的相信是从何而来？部分原因是我们讨厌不确定性。承认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或者更糟糕的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会发生什么，这会让人烦躁不安，甚至产生焦虑。因此，很多人向一些能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东西的人询问自己的个人生活，向专家询问公共生活。他们当中有的人有博士学位，有的获过奖，有的在大学和大企业中任职……我们之所以相信，是因为正如《X档案》中的马尔德探员所说，我们想要相信。


　　显然，前面提到的所有例子并不能证明这些大人物永远都会搞错。其中最精彩的一次预测来自于能源专家艾默里·洛文斯。他在1981年说，在1995-2005年间的某一时刻，“苏联将因为内部的政治压力而崩溃”。重要的不是说中了多少或说错了多少，而是错误率。如果我们发现智者们的预言95%是失误的，也许试试中国的幸运饼干会更有趣。


　　在这方面，需要提到1984年《经济学人》周刊所做的系统性研究。当时该周刊请16人对10年内的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率和石油价格等的演变趋势进行预测。这些人中有前任部长、跨国企业总裁、研究经济的学者和4名普通路人。十年之后，编辑部对这些预言进行了仔细核对，发现全都没有用处。最引人注意的是，跨国企业老总和门外汉是最好的预言家，而前任经济部长们的预言最糟糕。还有一次，已经停刊的《布里尔内容》月刊将电视评论员的预测同随机抽取卡片的黑猩猩进行比较，结果黑猩猩的预测更准一些。


　　对名人低价值预测的终极考验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家菲利普·泰特洛克从1984年开始的一项研究。当时的世界局势甚为紧张，里根政府壮大核武库，苏联军队正与中央情报局资助的阿富汗游击队对峙，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了一个社会专家委员会，寻求避免核战争的方式。泰特洛克就是其中一员。他开始访问一些分析家，希望他们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发表自己的看法。在不久以后的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开始进行史无前例的自由化改革，没有人曾对此有所察觉。此外，所有人都认为他实际上是在表明自己的立场。保守主义者相信，里根的政策迫使苏联人实现民主化；进步势力则认为，共产主义者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经济问题并开始变革，但里根使这一进程放慢了。


　　茫然的泰特洛克决定自己做个试验。他招募了284名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和记者充当顾问。当然，他保证不透露他们的姓名，以免这些人同样被看做无能之人。在几年的时间里，这批人会回答泰特洛克提出的问题，从而形成27450条预测。泰特洛克要求他们给出精确的回答：不能说“很可能”，而是要给出一个百分比，就像天气预报会说周末下雨的概率为80%一样。


　　对数据进行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专家的预测并不比扔硬币更准。但对泰特洛克来说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他想知道的是是否存在某一类更可信的专家。他发现，可以将专家分为三大类：完全脱离现实世界的、稍显迷糊的、极少数能够猜中风向的。出乎意料的是，将他们区别开的不是政治思想或对未来的乐观或悲观态度，也不在于是否拥有博士学位、丰富的专业经验或是否能接触到敏感信息，他们的本质区别在于思考模式。


　　泰特洛克证实，预言水平“真心差”的专家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相当不爽，他们会使问题局限于已知的理论结构，就好像是有一个模板。相反，好的预言家不会墨守成规，而是寻找不同来源的信息，并对其进行综合处理。他们还具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常常会质疑自己是否是正确的。


　　泰特洛克称他们为“狐狸型”和“刺猬型”专家，借鉴的是古希腊诗中关于“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的说法，意为狐狸知道很多事情，而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刺猬型专家中最极端者也是最差劲的预言家。此外，如果他们把赌注压在自己专长的课题上，结果就更糟。由于表现得超级自信，那些霸占着报纸评论专栏和电视评论节目的也恰恰就是他们。总而言之，泰特洛克的研究结果证实了一名西班牙顾问曾经说过的话：“预言家用纸牌占卜，而我们用P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