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谈当今菲华文人的处境

作者：钟艺 （原载于《世界日报》）

毋庸讳言，当今菲华文化人的处境，很不妙，犹如日薄西山。

君不见，菲华社团多如繁星，细辨成员身份，罕有文化人。纵令有之，多半也是“儒商”。这一现象，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差异很大。那个年代，菲华社团的组织，提倡“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社团内部，贫富兼容，上下一心，多半参与者的名利心亦较淡泊。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相信记忆犹新。而如今菲华社团已发生巨变，几乎所有社团的理监事会的职位，皆出现“明码标价”，领导层的名额扩充再扩充。如此一来，囊中羞涩的文化人只好退出社交舞台。相应地，“孔方兄”成了最权威者，掌控着一切“话语权”。由之，当今的菲华社团逐渐变成“富人俱乐部”，办起活动来，也就越办越奢华。近期，不少社团干脆再加上一块招牌——商会，更突显出其商业味。

君不闻“一切向钱看”之风亦吹上讲台。为人师表者的尊严屡被侵害。不久前，一间华校的校友会搞就职庆典，在其发表于报刊上的活动图片上，我们竟发现堂堂的一校之长竟成了“布景”，且站的方位是最后一排、最边缘的位置，完全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

说白了，在如今的菲华社会，靠“卖文”或“授业”，根本无法维生，文化人宛然成了“浪帮”（贫困、潦倒）的代名词。

俗语说：百无一用是书生。自古至今，文化人始终是一个弱势群体，生活充满坎坷。纵观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文化人只有在春秋、战国时代，活得较“风光”。根据史籍的记载，那时候的中国文人或士子，既能保持自己的尊严与节操，又可以自由地“择良木而栖”，甚至偶尔跟权贵较一下劲。

古籍《战国策》内记载有一个《齐宣王见颜斶》的故事：某一天，齐宣王召见颜斶。见面后，齐宣王要颜斶趋前交谈。本来，这一举动乃显示出齐宣王对颜斶的信任。但是，颜斶闻言后，却要齐宣王离开御座，下阶来与自己倾谈。颜斶所持的理由很简单：“斶前为慕势，王前为趋士，与使斶慕势，不如使王为趋士。”写到这里，笔者不禁联想起时下菲华文人与侨领在公开社交场合相遇而打招呼的尴尬情景。这时刻，出现一个“谁先伸手”意欲握手的问题。依常理（亦是颜斶所持之理），侨领先伸手示意握手，予人的是一个“礼贤下士”的形象；反之，文化人先伸手，却会予人一种“趋炎附势”的猜想；吃亏的总是文化人。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看见侨领们表示出的态度往往是“视若无睹”——使文人下不了台。其实，在私底下，该侨领完全是另一番嘴脸，尤其是在需要文人“抬轿”的时候。

说回齐宣王听完颜斶的辩词后，当然心中不爽。于是，双方爆发了一场“王者与士者，孰贵？”的争论。书中说，颜斶继续辩道：“以前秦攻齐时，王发令：有敢去柳下季垄五十步而樵采者，罪死不赦。又令：有得齐王头者，封万户侯，赐金千镒。由此可见，先王之头，曾不若死士之垄也。”齐宣王闻后，为之气结。

类似的故事，在古籍中俯仰皆是，不胜枚举。譬如：魏文侯的儿子子击跟“布衣”田子方的“富贵者骄人乎？”与“贫贱者骄人乎？”之争论。又如：“燕昭王筑黄金台求贤”的故事。此事还引发唐代“诗仙”李白着诗“点赞”——“燕昭延郭槐，遂筑黄金台。”（《古风十九首》）。

为什么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古代文人或士子能够活得那般惬意呢？答案是：他们生活在一个“群雄争霸”的年代，战乱固然使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却也给文人或士子创造了一个自由竞争的格局和“奇货可居”的生活环境。缘由为王者深知人才与得天下之间的密切关系。当时，文人皆抱着“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理念。连孔夫子亦脱口而出：“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难能可贵的，是在“卖与不卖”、“贱卖与贵卖”之间，当时的文人或士子掌有主动权。而且，卖的只是文韬武略，并非连人格、尊严也捆绑在一起卖。

秦汉之后，国家出现“大一统”的局面，文人或士子的境遇就完全不一样。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那么，对人才的使用权就完全掌握在一统天下的权贵手中。用现代的话说：供需市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才的“卖方市场”变成了人才的“买方市场”；人才的“自由竞争”变成了人才的“垄断市场”。文人或士子要往上爬，谈何容易？苦日子也就开始了。

由之，从唐宋到明清，我们从史籍上看到无数“文字狱”的兴起，古代文人或士子的生活，犹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这种情势，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人的悲惨遭遇算是达到“顶峰”。

俱往矣！尽管当今菲华文化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点恶劣。然而，我们也应注意到，仍然有那么一小群人坚持在“华文教育改革”的工作岗位上，坚持在文艺和新闻的“战线”上，为弘扬中华文化而奋斗不懈。让我们共同向这一群热心人士和支持这份事业的仁翁善长们致予最崇高的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