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的本土认同与中国模式

蔡晓颖（BBC中文网记者）

去年12月，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发布关于香港市民身份认同感的 最新研究结果。67.6%的受访者认为自已是广义的香港人（回答“香港人”加上“中国的香港人”），而31.1%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回答“中国人”加上“香港的中国人”）。18至29岁的受访者中，只有13.3%认为自已是中国人。
香港人身份认同并不一直如此强势。北京举行奥运的那一年,香港市民的中国人身份认同达到顶峰，逾51%的人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何谓“香港人”？

五十年代前，香港与中国大陆没有边界，人口流动性极高，难以建立香港本土认同感。之后，港英政府开始设立边界控制、向香港居民发行身份证，才把香港与中国大陆人口分隔开来。
“香港人”身份由来，一般认为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七十年代前，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只存在于精英阶层；七十年代，香港土生土长的“婴儿潮”（baby boomers）一代成长，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香港人的身份，建基在与中国大陆的不同。从这一角度看，中国大陆是香港的“他者”。
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罗永生说：“香港人的文化特性是，有半唐番、不中不西等这些说法。” 不少香港人为这种混合特质感到自豪。
香港经济腾飞，加上粤语流行文化——包括电视、电视剧、流行曲等——变得强势，这一代香港人视香港为家，独持的身份认同开始成形。香港的繁荣稳定，对照中国大陆政局的动荡不安，令香港人认为他们是与中国大陆有别的“中国人”。
香港人特别的身份认同，殖民地政府亦有推波助澜。麦理浩（Murray MacLehose）担任港督期间，大力推动教育、福利改革，亦举办香港节、清洁香港等计划，加强香港人的本土意识。
香港教育学院亚洲及政策研究学系助理教授方志恒解释说：“麦理浩要准备香港前途谈判，要确保手中有筹码……最重要的筹码就是香港人、香港人认同殖民管治。”
虽然本土意识逐渐在香港成形,但中国人与香港人的身份并不排斥。罗永生说：“当时的香港年青人对中国有很多憧憬,无论你如何说,她当时的确有着理想主义的色彩。今日回头看,理想背后可能是另一回事。”
他说：“中国当时很有潜力。她的潜力在于,中国会否实践一些与香港不同的制度、人民会否（与香港人）不同，这种不同的确显而易见。当你走到大陆，你会觉得他们纯朴、好像有比香港人更强的目标。”

期待与波折

香港身份认同在七十年代萌芽、酝酿，八九十年代则急速巩固。罗永生说：“当时中国大陆正进行开放改革，依靠香港，香港人在八十年代有相当强的自信，（认为）我们与你们（大陆人）不同，但我有能力为你们带来好的东西。”
罗永生续说：“当时大陆的态度是，欢迎香港教导他们如何现代化，所以巩固了香港人的自我认同。” 香港人的身份认同，在1984年中英两国签订联合声明后，更加强化。
八十年代期间，大部分民意支持继续接受英国统治。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进行谈判，并决定1997年香港主权交回中国。虽然普通香港人无份参与谈判、意愿落空，但当时气氛仍算乐观的。
已故领导人邓小平曾说：“我们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我们说这个话是算数的。”
方志恒说：“当时有一种期待、良好意愿，中国慢慢走向改革开放，会带动政治上亦会走向开明。一国两制只是过渡性质，中港最终会融合，而融合会向香港的一制融合。其实邓小平原先也是这样说的，他说五十年不变，五十年之后不需要变，因为五十年后会有无数这么多个香港，到时就会一国一制。”
这就是当时流行的“民主回归论”。方志恒说：“这就是所谓的同向异速，大家都是向文明的方向走。”

六四事件对香港人身份认同的起到强化作用

1989年，中国政府镇压北京示威的学生，自始在香港人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烙印。不过，六四事件未有令香港人切割中国人的身份。罗永生说：“当时（香港人）有一种很强的无力感，反而令香港人的认同感抹有一种悲剧色彩，而这种悲剧色彩很有感召力。五星旗下中国大地，只有香港才能悼念（死难者），让正义事业能维持下去的地方。这个是另一种定位、一个相当强的认同。”

本土认同与中国模式

罗永生说：“以往的有所谓二元的认同，我既是香港人，亦是中国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感觉。例如，我在体育运动上支持中国队，我身为中国人感到自豪。假如中国发生违反人权的事，我的中国人身份认同变得低了。不过这些已成过去，因为以前还存在拉扯的空间。”
2008年正值北京举行奥运，香港人对中国人身份在2008年达到顶峰。
2008年，香港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到达高峰。北京奥运展现的蓬勃国力，令香港人为身为中国人感到光荣。
方志恒说：“从2008年开始，中国走向维稳，在经济上是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上是收缩、维稳体系的中国模式，而这种模式与香港是矛盾的。”
方志恒认为，北京对港政策越趋强硬，令香港人认为“一国”压倒“两制”，香港的制度及核心价值被中央蚕食。他以广东话、繁体字、831决定（人大就香港政改的决定）、经济融合为例，不少香港人认为这都是来自中央政府的压逼。
方志恒说：“最初为何会有一国两制？就是承认香港有其独特性…… 一国两制原先很宽松，对（香港）主体性、独特性很宽容。而现在的问题是，北京对这些不同的东西的容忍度越来越低。在它看来，这些（香港的独特性）看似是碍眼的东西。”

香港特首梁振英民望低迷

梁振英2012年登上特首宝座，但不少香港市民认为他对中央唯唯诺诺，并非保卫香港人的利益。这种印象，由他当选后已挥之不去。
有一种说法指，中国经济急速发展，香港对中国经济重要性日渐褪色。1990年，香港的全民生产总值（GDP）占中国全国生产总值25%，不过到2010年，只占约2%。港人心里感到失落，排斥中国人身份。不过，罗永生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
罗永生说：“本土派很多都是年青人，他们根本没有享受过所谓的在大陆人面前很有优越感（的时期）。十几二十岁那些，在大陆人面前有多少优越感的经历？”

本土与排外

二月的新界东立法会补选，本土派参选人梁天琦一举取得15%的选票。
本土主义在香港引起不少讨论，当中最严重的指控是排外、抗拒来自中国大陆的人。不过，方志恒与罗永生皆认为，现在本土主义正在调整阶段，未来或能向更健康的方向发展。
方志恒说：“任何地方出现一种本土主义、本土思潮的时候，在初期都很容易出现一些走得比较偏锋、排拒性比较强烈色彩的语言或行动。”
他举台湾经验为例。台湾在八九十年代开始讲本土化，最初亦非常排拒外省人。但到2000年初，台湾开始提出一种“整合性”的本土论述，强调四大族群──包括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及原住民──融洽相处；只要认同台湾，就是台湾人。
罗永生说：“本土主义（之前）变成一种次文化，只有少部分激烈的人去做，但现在已迈向了另一台阶。”不少本土派支持者参与旺角冲突、梁天琦新东补选取得约15%的选票，这一切都令本土主义进入公共领域，而本土派不得不争取更广泛的支持。
不同本土派团体都有意参选九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罗永生认为，只要本土派团体参与选举，选举都能令他们步入理性化，修正负面情绪主导的主张──只要选举还是公平的话。

本土与分离

香港人身份迅速巩固，建制阵营亦不得不正视这股民情。民建联副主席周浩鼎则为本土主义下另一个定义。“本土这东西本来是不足为奇、很正常。”他指上海人、北京人也会为自己的本土文化为傲，所以世界不同地方也有本土主义。“比较极端的人士将本土与港独、或者分离、分裂的想法捆绑在一起，这样我认为骑劫本土这词语。”
周浩鼎认为大众对“一国”压倒“两制”这种说法是有点妄自菲薄。“我们的价值、文化与现时运行的制度其实不单单靠一套法律去维持。法律的维持固然非常重要,但同样地重要的是,我们相信自已文化及制度的坚固程度。”
他认为,香港人的利益没必要与大陆人的利益对立起来。“一国两制对中国有好处……我们认为,这套制度比较容易与国际接轨，对于中国长期开展发展工作，我觉得我们能够发挥作用。假如没有一国两制的话，对中国没有好处。”
至于何谓“本土建制”，周浩鼎说：“要更贴近香港人的声音、贴近香港人的想法去处理任何事情。”他以普教中为例，指广东话为香港人母语，没有必要推行普教中。
2047年后，周浩鼎希望“一国两制”能够延续。“假设在未来三十年，大家能透过各种方式修补关系，将一国两制放在运作良好的层面……我相信机会亦大。”
立法会主席曾钰成最近亦发表言论，中央政府现时的政策与当初设计“一国两制”的“河水不犯井水”相去甚远。周浩鼎说：“我觉得中央应该不时要检视自已对香港的政策。”
潘多拉的盒子？
方志恒认为，现时本土主义可略分为“本土自治”、“本土独立”及“本土建制”。至于未来香港的本土主义向那个方向发展，关键在于北京对港的政策。
方志恒说：“假如有机会放松一些，（本土主义）可能会泄一泄气，那种本土抵抗情绪会稍为缓和。但本土主义出现了，我觉得难以收回。” 他估计,假如北京对港继续强硬，将会推向更多人支持“本土独立”的思潮。
不过，最近中方官员的言论，看来对港的政策有所调整，香港传媒更形容北京“吹暖风”。比如，对于旺角冲突，总理李克强未有大力批评示威者；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形容“出了点事”；与《南华早报》的 专访中，港澳办副主任冯巍指，在阐述立场及理解香港人的层面上，中央政府有进步的空间。他亦指，激进派有机会在九月立法会选举取得数席，而且认为他们参与政治后会变得“成熟”。
今年九月的立法会选举，加上明年的特首选举，将会更清楚看到中央的取态。至于香港的本土主义的未来发展，中央政府的决策或许是最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