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为何是“连续性”居首？

中新社北京8月2日电 题：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为何是连续性居首？

——专访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

中新社记者 安英昭

编者按：今年6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8月2日起，中新社“东西问”专栏特别推出“五性”系列策划，邀请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深入解读阐释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该系列共五篇，一天一篇。敬请垂注。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6月2日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首次概括性提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在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中，为何是连续性居于首位？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李国强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指出，中华文明起源时间虽不是最早的，却是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的文明，上下五千年，最显著的特性即为连续性。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丰富，是中华文明的鲜明品格，既是中华文明保持连续性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华民族走出自身道路的关键所在。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中，为何是连续性居于首位？

李国强：在世界历史上，很多优秀的文明形态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中断或消失了。中华文明起源时间虽不是最早的，却是世界上唯一从未中断的文明，上下五千年，最显著的特性即为连续性。

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相互浸润，极大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形态和内涵，形成了许多优秀的文化元素，也诞生了一批杰出的历史人物，进而走出了一条符合自身情况和特点的发展道路。

中国历史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经历过很多动荡时期，但即使在政治分裂分离的时期，中华文明之根从未断绝，中华文明之脉从未断裂，中华文明之本从未断层，聚合成为中华民族强大的基因谱系而源远流长。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自强不息、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气节，也是在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塑造、凝聚出来的。

中新社记者：从春秋战国“礼坏乐崩”到清末民初“军阀混战”，中华文明何以历经乱世而从未断绝？

李国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发展过程，既是持续丰富的过程，也是不断扬弃的过程，同时代的发展相伴始终。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有什么样的社会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历史发展，产生什么样的文化形态，构成文明的核心元素。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与自然环境、社会制度等很多要素密不可分，最后凝聚成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追求、道德准则、价值理念，积淀出中华民族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文化自信，在世界文明之林中独树一帜。

纵观中华文明的演进历程，内聚型的地理环境、广阔的疆域和众多的人口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不断传承的基础性条件。再者，汉字与其他文明创造的文字不同，从甲骨文到篆书再到楷书，基本特征是连贯的，这就使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文化的附加功能、高度的组词功能、形音义一体功能等，进而成为中华文明持久传承的坚固载体。同时，中国自古以来就特别重视以文化人，丰富的、多层次的教化体系，为文化的传承提供了持续稳定的保障机制。

中国还有独特的史学传统，铸就了赓续延绵的历史文化。在此传承机理导引下，中华民族沿着适合自身特点的道路不断前行，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丰富，是中华文明的鲜明品格，这既是中华文明保持连续性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华民族走出自身道路的关键所在。

中新社记者：您曾撰文指出，中华文明正是在与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融合会通中，创造了延绵五千多年从未中断的辉煌奇迹。这对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有何影响？

李国强：先看世界其他文明。例如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长期保持各自文明形成初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性，在三千多年发展过程中都没有太大变化，最终在保守和僵化中走向没落。它们对其他文明更多地表现出排斥性，导致自身丧失了从主动吸收外来文明中复兴的机会。

反观中华文明，一方面，对其他文明非常包容，在互鉴中取长补短，在兼收并蓄中丰富自身内涵，从而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和旺盛的活力。中华文明的肌体先后融入了中亚游牧文明、波斯文明、印度佛教文明、阿拉伯文明、欧洲文明等，同域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动态过程贯穿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华文明始终秉持“和羹之美，在于合异”的和合文化，善待外来文化，汲取有益成分，尊重彼此差异，讲求和谐共生。

另一方面，在与不同文明的对话中，中华文明从根本上坚守本民族的文化特性，既从外来文明中汲取丰富营养，又从未丢掉本色，塑造出了中华民族鲜明的特色、特质和气度，标识出“何以中国”，中华文明才得以历久弥新。

中新社记者：对人类文明而言，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又意味着什么？

李国强：在人类文明进步发展的过程中，中国始终塑造着一种与全人类价值相一致的理念和思想。不仅在思想、文化、精神领域，中国在物质领域也为世界提供了丰富的产品。

为何说中华文明既是古老的，又代表人类前进的方向？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重要的基因谱系，是中华民族矢志不渝的崇高追求。作为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景和精神参照，“和合文化”的核心理念铸就了中华文明持久而强大的生命力，涵养着中国历史发展持久绵长的文脉，导引着中华民族始终行进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彰显出人类应有的道德取向、价值追求和前进方向，为世界文明进步事业提供了精神指引。

有一种现象：在敦煌、在泉州都能看到，佛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等在那里和平共处、和谐相待、各自发展，共同呈现出文明汇聚的盛大图景。

再如，张骞出使西域，带去中原和西域各民族友好交往；甘英出使大秦，带来东西方文明相互贯通；特别是郑和七下西洋，扬帆九万里，足迹遍及印度洋、阿拉伯红海、非洲东海岸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为难得的是，郑和传播出去的是中华民族尚和合的思想和理念，同麦哲伦、哥伦布等西方“新大陆的发现者”不同，他没有占领国外一寸土地。

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华民族历来以和而不同为信条，以协和万邦为追求，以天下大同为志向，凝练出以和为贵、万方融合的品格。追求和平、和谐、和睦的世界，不正是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吗？

中新社记者：西方有人将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看成彼此割裂的“两个中国”——历史中国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和艺术，但却尘封在博物馆里；当代中国则因为制度、观念、意识形态等与西方不同而被视作“异类”。您认为应如何向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阐释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

李国强：我们常说，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历史是现实的根源，当代中国也好，当代世界也罢，都是历史中国、历史世界的延续和升华。人们看到的现在都是从过去走来的，这应是人类对社会的一个基本认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

对于西方人士，无论持何种观念，想要了解中华文明，就应站在一个更客观、更完整、更连续的角度来认识古代中国以及有着深厚历史底蕴和文化基础的当代中国。

历史中国对人类文明作出的重要贡献不胜枚举。例如，19世纪西方的文官制度，就受到中国古代科举制的深刻影响，彼时西方许多人士对中华文化仍高度赞赏，直到鸦片战争改变了他们的观念，认为西方文明就是引领世界发展的、最先进的文明，东方文明特别是中华文明是保守、落后、愚昧的，因此就应该被“改造”甚至挨打。实际上，“西方中心主义”思想逐渐改变了西方人看待东方的基本立场和观念，影响延续至今。

反观自身，从中华文明的国际传播角度来看，的确还存在需要加强和改进之处。对于历史研究者而言，则需要对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做更全面深入的研究和阐释。只有把中华文明的由来、内涵、特质、气度阐释清楚，才能更好地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歪曲或质疑，才能在国际社会开展有思想深度的交流对话，以更多元的方式提高对外传播的时度效，真正让海外民众理解中华文明不是仅存于博物馆、书本里，也不仅仅只有“舌尖上的中国”，从而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从历史中国深处，更加准确地感知当代中国，更加真切感受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完)

受访者简介：李国强，现任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是人社部“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和“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是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人选，获得中组部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等称号，荣获国家海洋局等部委颁发的“2010年度十大海洋人物”称号。

主要学术方向是中国海疆问题（南海、钓鱼岛）、“一带一路”研究。主持和参与完成各类课题60余项，出版3部专著，先后在《求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重要报刊发表学术论文8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