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遵循国际自由主义规范的局限性和承诺

作者：上海复旦大学博士生Robin Michael Garcia （译自Rappler.com）

那些曾希望菲律宾赢得了仲裁案之后，将会立即解决西菲律宾海（南中国海）整个问题的人，将会大失所望。

中国在判决前后的声明已经告诉我们，他们将会如何保持顽抗了。更重要的是，著名政治学家格雷哈姆•阿利顺（Graham Allison）最近指出：在最近的历史上，联合国安理会中，没有任何一个成员国曾服从常设仲裁法院所作出的不利裁决。美国，作为对“法治”呼声最高的国家，可能比中国更糟糕：它甚至还没有批准海洋法，以作为常设仲裁法院判决能力的基础。

不过，虽然这是一个严峻的观点，但是我们必须要有所保留地去看待：世界将会记住，一个贫穷且明显不强大的国家，将不会对这个世界巨人卑躬屈膝，而金钱和荣誉、尊严以及勇气比起来，前者更为不重要。

也许最重要的是，国际政治不只是关于物质力量，就如格雷哈姆•阿利顺含蓄暗示的一样。思想、价值观和规范在塑造一个国家的行为中是有力量的。有很好的经验证据可以支持这个说法：从人权到环境政策，甚至是促进科学研究的官僚组织的兴起。

中国和国际自由规范

近20年来，相信国际规范可以影响国家行为的国际政治学者们，正在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和策略下，国际社会所散发的思想、规范和价值观，会影响国家的行为，将一些问题（自由）局限于国内解决，并反过来在国际上塑造他们的这种行为。通过导入社会和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出现了多个著名的观点。

首先，国际规范会影响国家，是因为他们若不遵循，可能会招致声誉受损的代价。国家的地位和属于自由社会的声望，和在追求权力时所需要的枪支和金钱，是同等重要的。这就是菲律宾在阿基诺三世执政期间，提交案件时所希望实现的。但问题是，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希望“有所属”，而且他们也满足于这种朋友不多的状态。中国弹性的专制，以及它所带来的所有非民主行为（例如违反人权行为等），都表明它不是一个很会社交的朋友。此外，有证据表明，要让国家接受国际自由规范的话，它首先必须要对预先存在的国内机构和文化有着强大的亲和力。

第二个观点是，国际机构和宣传网络可以点名批评这些国家，并迫使他们遵守规范。有时候，他们会与可以在国内民主进程中插入此羞辱议程的、强大的国内非政府机构合作。这一做法，代价变得更高了：其政权的生存就看他们是否要遵循规范和规则。另一个观点是比较国际化的：机构可以扣押如贷款、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军事援助等珍贵的物资奖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威胁发展中国家说，他们如果不接受资本主义和“善治”的规范，就会扣押他们的资金，这种经常被引用的例子是带有指导性质的。这些也可能会有一些局限性：中国既不民主，也不需要来自西方的现金。

如果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中国为什么仍然是专制国家，那就是其大多数人民都已经接受这是一种生活方式：中国共产党是合法的。而另一方面，中国有庞大的资金，这不仅表示他们不会轻易受到西方经济制裁的威胁（或实际上可能是相反），而且他们可以间接影响其他非民主国家保持非民主的社会，因为它可以在这些国家请求帮助的时候，不威胁他们遵循任何规范，就给他们经济上的好处。这也正是整个一带一路倡议可以提供的。

以上两个途径的逻辑，可以恰当地用著名心理学家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的一句话来形容：“私下不接受，却公开从众”。但是成本和收益的计算，似乎并不适用于中国。

持续对话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使一些国家和中国私下接受国际自由规范？答案是，说服中国，让它“学习”。

世界在引领中国加入国际自由世界秩序这一方面有一定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英国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领导期间，经济自由主义的兴起，似乎与邓小平在几乎同一时间，要开放中国的决定有关联。这与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决定达成了共识。另一个例子是，当中国共产党在其2002年的宪法中宣告说，企业家或“资本家”可以成为共产党员。不过，局限可能是，习近平正在恢复中国曾经在前一任领导人执政期间几乎摆脱的专制政府。

这是一个艰辛而漫长的途径，因为我们必须改革的，不只是中国为实现其国家利益而进行的手段與目分析（means-ends calculation），更重要的是要改变中国对国家利益的观念：从其身份开始。在通过一段持续的时期内，不断地交流和对话，这将是可以完成的。如果我们使用中国的语言，就可以促进说服和学习。

下一步要怎么做？

说服和学习的显著场地就是东盟，原因是它一直有一些至少在说辞上，是中国热切支持的规范：在双方同意下成立的合作性对话，以及不干预政策。

如果我们用他们的语言，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改变中国与其他邻国的交互方式，并提高其对国际自由规范的接受能力。因此，杜特地总统对中国寻求更多对话的立场是应该要走的路。然而，只是参与是不够的，应该让更彻底的互动成为一种规范。美国也应该继续专注于扩充软实力，而不是其硬实力。因此，仲裁庭只是许多步骤中的第一步。

作者是中国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和国际关系专业的一名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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