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在后亚谨诺时代，菲国不会有新的对华政策

为何在后亚谨诺时代，菲国不会有新的对华政策

作者：理查．海达连（Richard Javad Heydarian）（译自《外交家》The Diplomat杂志）

过去两年来，亚太地区不同政府、企业及学术界，不断问我一个话题：亚谨诺总统任满下台后，与中国的双边关系是否会出现新的局面。再过几个月，菲律滨将进入选举季，随着不同候选人都想角逐最高职位，这种投机性问题将备受关注。

尽管中国积极追求南中国海的领土声索所带来的战略意义，有些人建议，把与北京的糟糕双边关系，完全归咎亚谨诺政府。就连在菲律滨国内，大部分人口（其中一个民意调查指57%），支持现任领导人，有些哗众取宠的专栏作家，过分地痛斥亚谨诺，指他应对中国大规模填海造岛行动及在西太平洋的激进态度，负起所有责任。

若北京领导层正在等待马尼拉出现新政府，来寻求更实质对话的可能性，我完全不会感到惊讶。的确，所有人都可以意识到，中国正在等待出现一个它能与之沟通的人，他们已经认为，这个人不会是亚谨诺。

但是，更仔细观察菲律滨国内政治，可以看出下届政府与中国周旋的空间并不大，除非这个更强大的对手作出一些真正的妥协（这是牵强的前景）。被认为对中国强硬，在国内政治中是好事，特别是对那些民粹主义的菲律滨领导人。采取相反的立场，必定要冒着大规模政治反弹的风险。

反马基雅维利

亚谨诺政府的一个有趣现象，就是在被许多人认为不道德的国家事务中，持续强调道德观念。身为菲律滨现代史中，两名最受尊敬的政治人物的儿子，他在从政时，从未放弃将自己打造成拯救这个堕落国家的一股道德力量，并矢言铲除国内的贪污腐败及改革政府机构。

从一开始，亚谨诺就发起对他的前任，娥惹．马加巴牙．亚罗育（Gloria Macapagal Arroyo）和她在政府内委任的人马，展开一场道德上的征讨运动。他的“走正路”更像对一个有道德国家的展望，而不是旨在加强21世纪新兴市场的政府架构的战略。

在很多方面，亚谨诺对政治的理解，仿佛回到了马基雅维利时代之前，将领导与道德紧紧捆绑在一起。对亚谨诺来说，结果并不能反映出方式的好坏；或者，至少，他寻求以这种方式来描绘自己的领导风格。令人惊讶的是，亚谨诺将他的道德政治延伸到外交事务上，特别是从2012年开始，他将菲律滨与中国的领土对峙，描述成大卫与歌利亚之间的战争，即正义战胜力量。

从道德棱镜中看政治，在这场对中国充满不确定性的法律战之中，亚谨诺政府下了重本。这种手段激发了菲律滨的正义感，但不一定能有利于解决南海的争议。

亚谨诺政府甚至在是否加入中国领导的亚投行，以及欢迎任何大规模中国投资时，百般搪塞敷衍。今日，菲律滨是地区内，没将中国当成主要贸易伙伴的少数国家之一。

大惊小怪

今年初，东南亚问题专家马尔科姆·库克（Malcolm Cook）甚至声称，“菲律滨2016年总统大选，看来将导致菲律滨对华政策的重大改变，”毕竟，菲中关系在亚罗育政府时期，曾出现短暂的蜜月期，而2016年总统大选的其中一名名列前茅的候选人——现在已经迅速失去选民的支持——不断表示，他选择以更务实的方法来应对中国。

尽管愈来愈多菲律滨人对亚谨诺的中国政策感到怀疑，但若认为他下台会对菲律滨的外交政策带来巨大改变，这是一种误导。首先，在过去，特别是亚罗育政府时期，民众很少关心南海的领土争议，因此存在着只在外界有限监督下，就能达成艰难协议的空间。

今日，相反地，与中国的海上争议，持续吸引民众的注意，各个媒体从业人士、学术界，甚至公民社会团体，不懈努力地动员他们的资源，来详细分析菲律滨政府如何与中国对抗。

而且，中国的激进态度，特别是它在2012年中强行占领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以及它最近几个月在南沙群岛的大规模填海造岛行动，重新燃起对共产主义、中国，甚至有华人背景的人士的古老偏见。大部分菲律滨人视中国为一种威胁，高达93%的人担心南中国海会爆发战争。亚谨诺政府对中国的强硬语气，对局势毫无帮助。

今日，若谈起与中国交流，甚至会被很多菲律滨人认为是投降主义者。亚罗育政府与中国签署高度隐秘及受争议的共同开发协议，以及随之而来的，充满贪污腐败的商业协议，给很多菲律滨人留下非常负面的印象。他们有些时候甚至会认为，外交手段是对委婉地向中国投降。

难怪，马尼拉在华盛顿和东京的盟友们，并不因此感到着急。说穿了，我不认为下任菲律滨政府会大规模改变对华政策。

作者是拉刹大学（DeLa Salle University）政治系助理教授、菲律滨众议院前政策顾问（2009-2015）。他是《亚洲新战场：中国、中国及西太平洋的斗争》（伦敦，2015）一书的作者。

分析似乎有一定道理，然而政客往往不按常理出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