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皇和皇后的国事访问，让我们能重新审视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漫长而复杂的关系。这种关系在恐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破坏。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关系，其实比1956年7月23日建立外交关系更为早远。
让很多菲律宾人感到惊讶的是，本国夏季最受欢迎的“哈罗哈罗”（halo-halo）水果刨冰，其实源自日本刨冰kakigori。就连我们小时候喜欢玩的剪刀石头布（Jak en Poy），都是源自日本的jankenpon。
菲日文化关系也可追溯到菲律宾语言的每日用词中：蚊香katol源自日语katorisenko；瓶盖tansan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种在菲销售的日本玻璃瓶汽水Tansan。
西班牙菲律宾殖民地首任总督米格尔．洛佩斯．德．黎牙实备（Miguel Lopez de Legazpi），1567年向西班牙国王报告称，日本船只和商人出现在宿务港口。在1570年，马丁．德．盖地（Martin de Goiti）向黎牙实备报告称，他在一个被称为马尼拉（Maynila）的地方遇到20个日本人。由于这是发生在西班牙占领马尼拉，并将它设立为菲律宾首都的前一年，因此我们可以保险地估计，早在西班牙人殖民统治之前，菲律宾人已经非常熟悉这些日本商人。
1582年担任总督的佩纳罗萨（Gonzalo Ronquillo de Penalosa）派出马尼拉的一队西班牙士兵，前往驱赶在吕宋北部的加牙鄢（Cagayan）建立堡垒的日本海盗。这群海盗利用这个基地来攻击附近的沿海村庄。而阿戈沃（Agoo）日本村落所进行的鹿皮生意引起西班牙人的警觉，他们因担心鹿因猎杀而灭绝，因此在1598年宣布禁止出口鹿皮。
虽然历史教科书提及王城内（Intramuros）的华侨聚集地八连（Parian），但位于迪佬（Dilao）的日本聚集地却很少人知道。菲律宾学生不会学到1592年，丰臣秀吉派遣使者抵达马尼拉，带来了一封命令向日本朝贡，不然会侵略菲律宾的信函。总督达斯马仁迎斯（Gomez Perez Dasmarinas）迅速派遣道明我会（Dominican）神父范．高莫（Juan Cobo）出使日本；高莫带去很多礼物，包括一只经过训练的黑皮大象，这些让丰臣秀吉感到新奇，因此没有继续侵略菲律宾。
不幸的是，高莫在返回马尼拉途中病逝，达斯马仁迎斯派出第二名使者，方济会（Franciscan）神父包蒂斯塔（Pedro Bautista），他带去更多名贵礼物，包括一只强壮的墨西哥马、一套西班牙西装、一面大镜子及一台写字桌。丰臣秀吉热烈欢迎来自马尼拉的特使，并让他参观了京都、伏见机大阪等地的宫殿。丰臣秀吉甚至拨出京都的一块土地，让方济会建造一座小教堂及一所麻风医院，吸引很多日本人改信天主教。
尽管刚开欢迎这个使节团，包蒂斯塔是日本迫害天主教徒时，最先殉教的。1597年2月，在长崎被钉上十字架的殉教者中，包蒂斯塔是最著名的，他在1862年被封为圣人，但今日已经被人遗忘，大家都把眼光集中在他的同伴——第一个墨西哥圣人菲利普（Felipe de Jesus）及第一个日本圣人三木保罗（Paul Miki）。
十七世纪菲日关系，一直被史学家忽略。在1609年，总督维未洛（Rodrigo de Vivero）从阿卡普尔科赴马尼拉途中，在日本沉船。维未洛及很多人被御宿町的日本渔民救起，让菲律宾成为日本与墨西哥关系史上的一个注脚。我们都知道西班牙大帆船来往于马尼拉与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但却不知道它原来必须经过日本。大帆船贸易运载商人跟传教士，目前被认为是全球化的原始代表。
仙台藩大名伊达政宗试图绕过墨西哥和马尼拉，直接建立日本与欧洲的关系。他派出支仓常长担任使节，1613-1620年从仙台乘船驶往，墨西哥，再到西班牙及梵蒂冈。尽管马德里的西班牙国王及罗马的梵蒂冈都接见了支仓常长使团，但这次任务是失败的。支仓常长经过两年航行后，在回到日本之前的最后一站是马尼拉。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收藏在仙台博物馆的世上仅存的支仓常长亲笔手稿，就是在马尼拉撰写的一封信，他称这个地方为吕宋。
虽然我们不应忘记日本占领菲律宾期间的那段恐怖历史，是用菲律宾人的鲜血写成的，但我们也应该补写这段象征两国悠久文化关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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