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国籍：从地缘法到血缘法

作者：Filomeno V. Aguilar Jr.（译自rappler.com）

大理院最近对格丽丝•傅（Grace Poe）案件的判决，让很多律师产生怀疑，他们是否还知道他们在法学院所学到的法律。尽管从最近的民意调查中可看出，大理院的裁决被大部分选民接受，但很多律师很难接受这个裁决，因为他们相信，这等于抛弃了国籍法。譬如说，弃婴被假设为天生菲人，这是前所未有的。
这个案件提醒我们，国籍不是静态，而是动态的政治概念。国会可以通过新法律，譬如在2003年，就通过了第9225好共和国法令，或称为《双重国籍法》——这改变了政治立场。但不需要更改法律才能做出不同解读。同一条法律在新的情况下，可以有不同解释。
今天，我们忽略了菲律宾国籍遵守血缘法（jus sanguinis）原则，但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一度使用地缘法（jus soli）。
事实上，1899年马洛洛斯宪法（Malolos Constitution）采用地缘法为国籍原则，并宣布菲律宾人包括那些“在菲律宾国境内出生的所有人”。马洛洛斯宪法非常有包容性。但是，美军入侵菲律宾结束了马洛洛斯共和国，让它没机会在法庭上实践国籍法。
菲律宾国籍的制定，来自1902年菲律宾法案（Philippine Bill of 1902），并于1902年7月1日签署成法，成为本国“第一个有机法律”。第四章规定，1899年4月11日（巴黎条约公布并被西班牙及美国批准之日），“居住”在菲律宾的西班牙人，成为“菲律宾群岛公民”（除非个别人士选择西班牙国籍）。菲律宾国籍直接继承了西班牙国籍。当时国内的多元人口，因此取得菲律宾国籍，这个政治身分可以传承给他们的子女——这就是以血缘法来确定菲律宾国籍的由来。
1902年菲律宾法案的原规定，被保留在1916年签署成法的钟氏法（Jones Law）或菲律宾自治法（Philippine Autonomy Act）第二章。它也授权菲律宾国民议会（Philippine Assembly）可以自己制定菲律宾国籍的法律，但对于那些不包括在菲律宾法案的人士，必须符合美国的法律范围。议会宣布，除了那些1902年及1916年法律下规定的人士之外，在菲律宾群岛出生的人士都被视为菲律宾公民。
但早在1911年，菲律宾大理院已经开始采用地缘法原则，并将菲律宾国籍授予拥有“中国”父亲及“菲律宾”母亲的人士，这些人通常身在中国，因美国排华法（Chinese Exclusion Laws，由于菲律宾是美国殖民地，因此美国的排华法案也套用在菲律宾）而被本地政府禁止入境。在许多案件中，这里只会介绍其中两件：Benito Muñoz及Tranquilino Roa案件。
在Benito Muñoz案件中，大理院首先采用了地缘法。Benito Muñoz于1880年1月17日在亚眉（Albay）省甘马力（Camalig）出生。他1911年1月从中国回菲律宾时被拒入境。他的华侨父亲跟菲律宾母亲在他11岁时，将他送往中国读书。
Muñoz坚称自己是菲律宾的“本土人及公民”，并“充分证明，若不是因为财政困难，他本来是要尽早回菲的，从来就不想让自己成为外籍人士，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这么做。”
法院1911年11月23日宣布，Muñoz是菲律宾公民。法院还强调，在中国居住了20年直到31岁的Muñoz，回归意向很“诚实”。
而1889年7月6日出生在棉兰佬Luculan的Tranquilino Roa，同样在1910年10月由中国返回菲律宾时，被拒入境。
Roa的父亲1895年前往中国，5年后在当地去世。他的“菲律宾”母亲后来将他送到中国读书，“并一直打算返回”菲律宾，他在到达21岁之前，于1910年返回。
大理院在1912年10月30日的判决中，宣布Roa为菲律宾群岛公民，“他从未想过让自己成为外籍人士，他仍然是这个国家的公民。”我们从这两宗案件中可看出，住在外国不代表成为外籍人士。
大理院在Roa案件的决定，形成对菲律宾法案第四章的解读，“美国采用的以出生地为国籍的原则，可以有限制地套用在菲律宾群岛。”法院辩称，第四章“必须根据其精神和意图来解读……这是要考虑到最有理性和公正的原则。”
法院也引述美国最高法院以往的判例，“国内不同法庭多次宣布以及经常裁决的一个原则，是在国籍问题方面，必须是倾向索取国籍者。”
根据这个原则，菲律宾大理院在解读菲律宾议案第四章时，采用了同情的原则。它说，如果阻止Roa返回菲律宾，“就等于阻止上诉人回到他的国家，他的家庭及家人，他母亲、兄弟姊妹等，并迫使他生活在完全陌生的国家及陌生人群中。”
法院建议，除了出生地之外，在采纳政治归属感的原则上，还要考虑个人感情和亲情，以及家庭关系。
大理院的菲律宾及美国大法官们在整个美国殖民统治期间，表现出自由主义作风。案件的裁决显示，他们吸收了美国最高法院的“激进主义”或“改革主义”做法，其中案例是1898年3月的王金堂（Wong Kim Ark）案件。他1873年在旧金山出生，父母是合法中国移民，但没资格归化入籍。法院承认王氏的国籍，正好与推动当时的排华法（Chinese Exclusion Law）的公众情绪及排华思维相反。
王金堂的标志性胜诉，强烈影响菲律宾大理院的司法裁决，它被运用在菲律宾和美国移民所面临的同一个排华法。这个判决让菲律宾的大法官们维护“理性和正义的原则”，并坚持将（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延伸到菲律宾作为法律精神。高院因此与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特别是国防部岛屿事务局（Bureau of Insular Affairs ，War Department）的立场唱反调。
在1935年制宪大会上，对于国籍的两个原则引起激烈争辩。鼓吹血缘法的人指出，那些外国人在本国生下的子女，可能会利用他们的菲国籍来盗取“国家财产”。而一个人真正的政治感情，据信是根据“血缘”，这是无法改变，以及拥有政治特征的。因此1935年宪法采用了血缘法。
法律意见也经历巨幅变异，并在1947年达到高峰，当时大理院完成了陈充（Tan Chong，译音）案的审讯。记录显示，扶西•陈充（Jose Tan Chong，译音）1915年7月出生于内湖省（Laguna）仙答洛（San Pablo）市，其“中国”父亲是陈充宏（Tan Chong Hong，译音），母亲是“菲律宾人”Antonia Mangahis。他1925年10岁时，父母将他带到中国，并于1940年1月25日返回菲律宾，当时他24岁。他因其中国人身份被拒入境，这个决定是劳工部长批准的，并下令将他驱逐出境。
1941年10月15日，大理院全庭法官虽然都是菲律宾人，但仍然在美国管辖内，维持低级法庭的原判，称陈充“在我们的（1935年）宪法通过前，已经出生在菲律宾，虽然其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菲律宾人，但他是一名菲律宾公民。”法院也指出，陈充未能立即回菲，是因为“他父亲不允许他回国，而他没有钱支付回菲的交通费，直到他抵达之日。”
法院下达判决的一个星期后，总检察官提出复核，并指根据他出生时的法律，陈充不是一名公民。该案件审结之前，爆发战争，导致所有记录被毁，必须在1946年重新建立。
1947年9月16日，大理院——现在属于正式独立的菲律宾共和国——着手审结这份战前的复核书。
它承认：“在多条判决中，本院一直在管辖范围内采用地缘法原则。”但在对以往案件判词做出不同解读后，它开始坚称，“虽然出生是国籍的重要元素之一，但它本身不足以让一个人成为他的出生地的公民。”当年32岁的扶西•陈充，被宣布不是菲律宾公民。但大家可以猜测，若本案在战前被审结，陈充将被宣布为菲律宾公民。
在1947年，大理院辩称，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所采用的地缘法，从未延伸到菲律宾。它也对1902年菲律宾议案第四章及1912年修正案提出不同解读。以不同观点来重新解读一些法律文字，大理院放弃了地缘法。当年所使用的国籍法规，被舍弃不用。
自那时起，血缘法一直是菲律宾国籍的不二原则。但从这段高度浓缩的历史来看，使用“理性和正义的原则”并非真空地带。对于国籍的绝对要求，只维持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它会根据每个时代的精神进行改变。

Filomeno V. Aguilar Jr.是亚典耀大學社会科学院历史系教授及菲律宾文化研究所项目主任。

这个法律结构，是蛮深奥的，牵涉到太多复杂的背景了哩

纯属个人意志决定上层建筑，法律说白了也是有钱有权人的玩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