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刘国恩：人类与病毒和谐共处的最有效办法，打疫苗！

　　作者｜章剑锋
　　出品｜《态℃》栏目
　　南京的德尔塔变异株跨省传播刚刚被遏制住，江苏全省9月13日正式清零，但福建省近期又出现了新疫情。以厦门市和莆田市双中心传播，福建已经累计报告了本土确诊病例200例（9月16日数据），目前尚不知道此次疫情会否导致南京一样的外溢。
　　“到目前为止，还不可以讲大局已经稳定了，我们放眼国际，疫情势头还没有过去。有没有第3波、第4波病毒传播的风险，我认为依然难说。”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对《态℃》栏目说，他从去年以来的看法就是，这次新冠病毒对人类空前的袭击，持续时间大概率不会停留在1年期内，短则2-3年，长则5-10年，甚至会更长。
　　此前，在新冠病毒变种传播引发的一波该清零还是该共存的激烈争议中，刘国恩在朋友圈里转发了一条著名生物学家饶毅写的文章《谁与谁共存:老祖宗病毒与小孩子人类》，这篇文章较为委婉而戏谑地抨击了主张消灭病毒一方对于生物学专业知识的欠缺。
　　“这个问题没必要谈论，硬要去把它当回事，我认为是有点拉低我们大家的智商了。”刘国恩告诉《态℃》栏目，他对饶毅的文章表示认同，因为那个文章已经把常识讲得很清楚了。

　　刘国恩是国内著名的卫生经济学家，除在北大任职，他还兼任国务院国家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2020年2月初，成为全国新冠肺炎专家组成员，他也是该专家组唯一一位经济学家。
　　当时，刘国恩就公开提出，要理性和科学抗疫，那种不惜一切代价实现新冠病毒的“清零”目标不可取，反而可能导致人为造假、隐瞒真相。他并建议国家应该按疫情严重程度进行更为合理的分级防控。
　　他当时认为，从全球疫情发展来看，新冠病毒成为人类生活常客的风险不断增加，“我们必须从歼灭战向持久战进行战略调整的准备”。
　　如今，针对新冠病毒的防控已经持续了一年以上，国家对局部地区发生的疫情已经采行风险分级管理机制，不再是大范围的一刀切。
　　而在此前国内有关清零还是共存的争执背景下，刘国恩一如继往地提出，应该更加科学、理性、系统地探讨长期抗疫的防控优化问题。
　　虽然中国已经有效地控制住了从南京冒头的德尔塔病毒传播，但零星疫情时有发生。专家呼吁大家要警惕懈怠心理，依然应该严防死守，等待拐点的到来。
　　刘国恩认为，目前国际疫情形势发展不乐观，中国虽然风景独好，但只是相对的安全，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且随着发达国家相继放松防疫管控，面对可能出现的开放落差，中国应该快速推进免疫屏障建设，为之后的开放打基础做准备。
　　1，新冠病毒长期存在是大概率事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态℃》栏目：是做好长期与病毒共存的准备，还是坚决将之消灭，两者我们怎么选择？
　　刘国恩：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因为本来就没得选择。我们还是要尊重科学常识。如果尊重和懂得常识，我们就不会把张文宏骂得那么血淋淋的，也不会病态地弄成社会撕裂。
　　那些声言要与病毒势不两立的人，我就不知道他们是确实不具备科学常识，没有明白生物进化的道理，还是明知这个常识，但出于主观偏见，不愿意接受与病毒长期共存的现实。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这是解释生物界繁衍进化的最合理的理论。这个理论也适用于人类与病毒的关系。
　　生物在进化，病毒作为一种生物，当然也是在不断进化的。变种的出现，就是进化的结果。而进化是生物规律，人类作为生物界的一份子，能反抗得了生物进化的规律么？病毒的出现或消亡，根本取决于进化规律，而不取决于人类的意志。
　　我认为，很多时候，人类不可能彻底地把病毒赶尽杀绝，这绝对是小概率事件，比如说天花，人类确实消灭过，SARS则是自己消失的，人类甚至都没来得及研究出对抗它的药物，但是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病毒你是消灭不了的。而在自然界中，人类与病毒一直就是共存的状态，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这样才共同构成了生物界。如果你固执己见，说我一定要把它消灭，那只能说，这是一种赌运气、赌概率的行为。
　　《态℃》栏目：去年春天您也讲到，要有长期抗疫的准备。也就是说您也同意新冠病毒是一个常驻病毒的观点？
　　刘国恩：应该说，现在的情况和我去年的判断基本一致，当时我也发表了相关的文章，讲到这次新冠病毒对人类空前的袭击，持续时间大概率不会停留在1年期内，短则2-3年，长则5-10年，甚至会更长。现在德尔塔来了，就更肯定了。这种推断，不是拍脑袋得出的，而是基于过去冠状病毒包括流感病毒的传播模型研判。
　　现在新冠病毒出现了多种类的变异，基本上可以肯定这是一个常驻的病毒，但请注意，说它是一个常驻病毒，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撒手不管，就应该放任不作为了。这是两回事，而很多人容易把这个混淆起来。
　　说它是常驻病毒，我们就必须做好长期跟这个病毒做斗争的思想准备、物质准备、技术准备、资源准备，这种提示怎么就变成坏事了？让我们意识到斗争的长期性，不值得肯定吗？
　　《态℃》栏目：会不会病毒存在时间一长，最后人们真的习惯了适应了，真出现见惯不怪和谐共处的局面？
　　刘国恩:现在绝大多数发表出来的论文和专家们的看法，都认为你讲的这种场景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流感病毒就是这样演绎或者进化过来的，如果没有意外，新冠病毒也应该会是这样发展。
　　这个病毒就目前学界所知，是生物体里边尺寸最小的，生物性能是最原始的，它自己都不能够复制，要靠宿主的细胞才能进行复制。
　　这也就是说，它要生存下来，首先得借用人类的细胞载体，如果毒性很强，致死力很强，那就意味着这个病毒一旦进入我们细胞，就让我们很快死亡，它跟着也就死了，同归于尽。如果它把宿主都给消灭了，它又怎么可能传播，怎么还活得下来？
　　这时候，能留下的一定是传播率极强，但对我们伤害程度又越来越低的变异病毒，只有这样，它才能存活下来，适者才能生存，它必须符合达尔文所说的生物学进化的基本规律。
　　2，防疫机制，要在第一类错误和第二类错误中寻求最佳平衡
　　《态℃》栏目：地方上发生了局地疫情之后，往往是严阵以待、全力封堵，您觉得这种做法可持续吗？
　　刘国恩：在统计学上有第一类错误和第二类错误的分法。第一类错误是说我们这个防疫边界如果划得太小，可能让病毒躲过防控，而我们往往希望把这种错误缩小，那就要通过把边界扩大来实现，宁可错杀，不可漏过一个敌人。
　　但在你扩大管控边界的同时，意味着会让无辜的或正常人跟着付出代价，这个风险也会增加，误差会很大。而为了配合这种严防死守的做法，很多人需要让渡出自己的个人自由空间，不得不放弃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这就是第二类错误及其代价。
　　反过来，你如果为了少损及一些无辜的人，把范围缩小或者范围划得不妥当，病毒这个敌人漏网跑掉的风险也会增加，第二类错误是缩小了，但第一类错误又可能被放大了。所以我们的防疫机制，永远是在第一类和第二类错误的关系当中寻找最佳平衡点。
　　而我认为，这时候应该给各个地方留出自由判断的空间，才可能使我们防疫工作的可持续性提高。
　　我们要事先告知给公众，比如说，进一步强化管控，其风险是意味着会放大第二类错误，而如果弱化管控，可能放大第一类错误风险，我们先把这些风险都讲清楚。如果大家在知悉的前提下，愿意让渡个人的自由空间，我觉得无可厚非。
　　现在的问题是，公众是不是非常明确地知道第一类错误和第二类错误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信息对称，并且愿意二者择其一。这是需要我们科学家、学者和政府主管部门尽可能去普及给大家的。我认为这个工作还有很大的空间需要完善和提升，所以要更进一步去重视专业人员的意见。
　　《态℃》栏目：您很早就提出防疫不要全国一刀切，要更精细化，因地制宜、因人而异，要有弹性，并呼吁尽快组织专家对全国各地疫情进行全面科学评估，进行系统性的疫区程度划分管理，这种管理有什么好处？
　　刘国恩：把一个城市里边更小范围的区域定为不同等级来防控，现在国内就是这么做的，今年很多时候各地都在根据不同的感染程度，划分不同等级区域，比如高风险地区、中风险地区、低风险地区，应该说这就更加理性和科学了。
　　其实这种做法，在欧美国家的学者中就有提出过。疫情持续时间一长，如果要使长期防控更可持续，付出更少的代价，这种分级管理、更加精细化的管理，就是必须走的一条路。
　　为什么说它更可持续或者说代价更小？如果我们北京一个小区里边有少数的人感染了，你对这个小区进行隔离，在科学上来看就达到了阻断它的作用，这个城市的其他小区事实上就没有必要也同样采取隔离措施或严加管控。
　　如果像去年那样都采取同样的措施，村村有人放哨，处处有人站岗，不许人员流动，这并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处，相反，我们付出的会是更多无谓的代价。去年那个时候之所以全国一盘棋，大多数地方都在同时管控，严阵以待，那是基于当时大家对病毒的不够了解，而现在随着对病毒认知越来越充分，像北京这样几千万级人口数量的城市，已经有相当把握把目标人群规模缩小，进行分级防疫，这样既能够有效控制病毒的传播，又能使非目标社区居民的正常生活、工作不被干扰。
　　进一步来说，我认为还可以更弹性一些，要尊重地区之间、城市之间的差异，比如有些地方可能对风险厌恶程度更高一些，他们可能在对小范围区域的防疫管理上，边界划分得大了一些，而有些地方可能对风险的承受判断更勇敢一点，或对病毒认知更清楚一些，可能把管控的空间边界缩小一些。这都是正常的。
　　中国这么大，城市那么多，我认为应该给他们灵活研判和决策的空间，而不是搞成全国一刀切。一切刀的结果，要么你的防控边界太小，起不到有效防控的作用，要么就是防控边界太大了，让更多人群承担了无谓代价。假如这个病毒若干年都不会消失，每个家庭的、单位的经济损失都会相应放大。
　　3，避免开放落差，要靠群体免疫
　　《态℃》栏目：从经济层面来讲，我们去年是实现正增长的唯一大国，比较好地控制住了疫情，现在疫情也只是在局部发生，是不是可以自信地说，对于我们，严峻的考验已经过去，疫情影响不了我们的发展大局？
　　刘国恩：我们去年经济的增长率达到2.3%，得益于初期全面强有力地进行管控防疫，反应及时，整个社会暂时让渡了自由空间，因此在相对比较短的时间里控制住了第一波疫情，从而使得我们复工、复产在第二个季度就可以启动。但有得必有失，在这中间人们付出了代价，好多地方餐厅或生产企业都关门了，这些都是我们的机会成本。
　　到目前为止，还不可以讲大局已经稳定了，我们放眼国际，疫情势头还没有过去。有没有第3波、第4波病毒传播的风险，我认为依然有可能。就是现在的德尔塔病毒，比原始病毒也还要厉害，如果国际上没有控制住，我们的压力就很大。除非我们国门一直不打开，边境关闭，还可以说我们国家是相对安全的。但长期来看，一直不打开国门，也有负面影响。
　　我们的经济发展，又不可能跟全球市场脱离，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外情况不好，我们的出口贸易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讲严峻时刻过去了？我认为到各国都能够相对稳定地控制住本国疫情，到我们的国门可以打开了，人们的旅游、学习、工作都能够恢复到2020年之前的状况，才可以。
　　我们和西方国家采用的防疫模式是不同的，国家之间体制机制有差异，但不管怎么样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上，各国在这方面还是需要进行更好的协作，要互相尊重、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实现全球的抗议战线，这样才能实现全球共进退，挺过这一关，也才能够真正稳定大局，否则你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暂时管控住，这不叫大局已定，这只是相对的安定。
　　《态℃》栏目：美、英等发达国家都放松了防疫策略，不再严控，对于一直采取清零和严控策略的国家来讲，会不会形成开放落差？
　　刘国恩：开放的国家，像英国、法国、德国、以色列，包括新加坡，他们接种疫苗的比例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完整接种的人群比例，是高于我们的。
　　在这种情况下，假设新冠病毒长期不能被人们清除，并且现在来看确实会是这种趋势，那么这些国家通过疫苗接种实现群体免疫，他们的国民在抗体保护率方面就有优势，也就意味着他们采取全面放开的条件更成熟。因为一个国家能够达到80%或90%的全民免疫，就算有变种病毒不断来袭，他们的死亡率和重症率也不会表现得更高，并且病症有可能演变得越来越轻。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要把疫苗接种进行全面快速的普及，通过这种科学的手段来应对病毒的传染，这样我们应对疫情的效率就会提高，代价就可以降低。换言之，开放落差也才可能避免。
　　《态℃》栏目：接种疫苗是唯一的选择么？
　　刘国恩：我们要做好长期和它共存的各种各样的准备，而这个准备里边，最有效的科学武器就是打疫苗。这100多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打疫苗确实是应对病毒跟我们长期共存的最好办法，就像我们大家经常会提到的1918年大流感，流感病毒已经跟人类长期共存了，虽然它不断在变异，但我们人类已经有了非常有效的武器（疫苗接种），所以也就不怕它了。
　　我们人类之所以能够完全战胜病毒，不是说我们彻底消灭了它，战胜病毒不等于说病毒就没有了，而是我们通过科学的防疫手段，虽然病毒还在，但可以不影响我们社会正常的生活、生产。
　　接种疫苗，就是用科学的手段去构建防疫屏障，人海战术在短期内可能是比较有效的，但从长期来看，需要整个社会放弃太多东西，你放弃几个月、半年、一年可以，但是长期这样的话，就不得了了。
　　《态℃》栏目：是不是可以说，最终走向开放或者放开，这肯定是一个大势所趋？
　　刘国恩：这一定是大势所趋，疫情面前，每个国家都要有科学的、理性的态度，并且要有一定程度的敢于承担风险的勇气，我之前也说过，比之于一些其他传染病或非传染病事故，新冠肺炎的死亡率事实上是低的。大家熟悉的三大全球流病的死亡率：SARS的病死率为9.6%，埃博拉病毒高达39.5%，季节性流感约为0.1%。新冠肺炎2.2%的病死率基于目前累计确诊的1.82亿人计算，而这一确诊人数很可能被严重低估，很多专家学者判断的病死率应该在1%之内。
　　另外，我们的恐惧心理要靠科学认识来驱除，这个世界上，不确定性是常态，生活中，我们始终是与风险同行，没有任何一个时候是零风险的。就像我们开汽车、坐飞机，都有可能会出事故，一旦出现也会是灾难性的，但我们不能因此就不去坐车坐飞机，因此就不要照常生活而把自己封闭起来，这是不可取的。面对病毒，是同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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