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刘国恩：新冠病毒按生物规律进化，人类没法一举消灭之

　　作者｜章剑锋
　　出品｜网易科技《态℃》栏目
　　南京的德尔塔变异株跨省传播刚刚被遏制住，福建省近期又出现了新疫情。以厦门市和莆田市双中心传播，福建已经累计报告了本土确诊病例446例（9月22日数据），新增病例仍在增加中。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近日也出现了11例感染病例，尚不知会否出现外溢。
　　“到目前为止，还不可以讲大局已经稳定了，我们放眼国际，疫情势头还没有过去。有没有第3波、第4波病毒传播的风险，我认为依然难说。”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对网易科技说，他从去年以来的看法就是，这次新冠病毒对人类空前的袭击，持续时间大概率不会停留在1年期内，短则2-3年，长则5-10年，甚至会更长。
　　此前，在新冠病毒变种传播引发的一波该清零还是该共存的激烈争议中，刘国恩在朋友圈里转发了一条著名生物学家饶毅写的文章《谁与谁共存:老祖宗病毒与小孩子人类》，这篇文章较为委婉而戏谑地抨击了主张消灭病毒一方对于生物学专业知识的欠缺。
　　“这个问题真没必要争论下去，继续纠缠不休，无异于降低大家的智商。”刘国恩告诉网易科技，他对饶毅的文章表示认同，因为那个文章已经把常识讲得很清楚了。

受访者供图

　　刘国恩是著名的健康经济学家，除在北大的本职工作，他还兼任国务院国家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2020年2月初入选全国新冠肺炎专家组成员，他也是该专家组唯一的经济学家代表。
　　去年早些时候，刘国恩就公开提出，要理性和科学抗疫，不分轻重、不惜一切代价的“一刀切”做法并不可取，反而可能导致人为造假、隐瞒真相。他并建议国家应该按疫情严重程度进行更为合理的分级防控，尽可能实施因地制宜的优化措施。
　　他当时认为，从全球疫情发展来看，新冠病毒成为人类生活常客的几率不断增加，“我们必须从歼灭战向持久战进行战略调整的准备”。
　　如今，针对新冠病毒的防控已经持续了一年以上，国家对局部地区发生的疫情已经采行风险分级管理机制，不再是大范围的一刀切。
　　而在近期国内有关清零还是共存的争执背景下，刘国恩一如继往地提出，应该更加科学、理性、系统地探讨长期抗疫的防控优化问题。
　　虽然中国已经有效地控制住了从南京冒头的德尔塔病毒传播，但零星疫情时有发生，专家呼吁大家要警惕懈怠心理，依然应该严防死守，等待拐点的到来。
　　刘国恩认为，要提防第三、第四波疫情的发生，目前国际疫情形势仍然复杂，中国虽然风景独好，但只是相对的安全，还不到说大局已定的时候，不确定性依然存在。且随着发达国家相继放松防疫管控，面对可能出现的开放落差，中国应该快速推进科学的免疫屏障建设，为之后的长期开放打基础做准备。
　　1，新冠病毒长期存在是大概率事件，不以人类的意志为转移
　　刘国恩：这不是一道人类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题。如果我们尊重常识，并发自内心的讲真话，应该没有理由在这个问题上攻击像张文宏医生这样的杰出医务人员，也不会在常识面前弄到病态的社会撕裂。
　　那些声言要与病毒势不两立的人，我不知道他们确实因为缺乏常识，不明白生物进化的道理，还是出于偏见或恐惧，非要裹挟大众号称拥有战无不胜的无穷力量。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理论，到目前为止我认为还是解释生物界繁衍进化的最佳理论，自然也适用于解释人类与病毒的关系。病毒作为一种微生物种，当然也是在不断进化。病毒变异的出现，就是进化的结果。同样，人类作为生物界的一份子，也不能抗拒生物进化的规律。
　　生物医学史告诉我们，人类与病毒的共存从来是常态。少数病毒与人类可能“不共戴天”，偶尔也有以失败告终，比如天花病毒的消亡，但属于极小概率的事件。再如2003年的SARS，来无踪、去无影，消失之快，至今也令人费解。在此次人类应对新冠疫情的一年多来，我自己也没少看相关专业文献和科普报道，发现在关于探索新冠病毒的认知进程中，反倒是中外病毒生物学家们不断表现出更加敬畏自然的科学态度。
　　刘国恩：是的，现在的情况和我去年的判断基本一致。在当时的预判中，我讲到这次新冠病毒对人类空前的影响，持续时间的大概率不会停留在1年期内，短则2-3年，长则5-10年，甚至会更长。德尔塔病毒的到来，更进一步增加了这种推测的可能性。有必要说明，这种推断并非拍脑袋的瞎猜，而是基于历史上冠状病毒包括流感病毒的传播方式的判断。
　　现在新冠病毒出现了多种类的变异，越来越可能成为一个常驻的病毒。当然，说它是一个常驻病毒，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该任其“放任自流”，这是两个不该混淆的概念。相反，对于常驻病毒，比如像常规季节性流感病毒，我们更应该做好长期与之“打交道”的各种准备，包括思想意识、技术系统、以及人财物等资源配置，从而能够更从容、有效地应对疫情，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这种认知以及随之优化的防控措施怎么看也不是件坏事。
　　刘国恩:这个问题的答案，最好从生物演进的科普常识去寻找。大家知道，病毒是微生物群中尺寸最小的成员，生物性能最原始，不能自我复制，而要靠寄生其它宿主才能生存。新冠病毒大约在100纳米的大小量级，其生存得靠寄生动物细胞进行复制。如果毒性很强，致死宿主的风险高，也就意味着与其“同归于尽”的概率更大，自身生存的复制机会也就更小。因此，最后只有能够适应如此生物学演进法则的非烈性病毒，才可能成功与宿主共存下来，也就是传播力强、但杀伤力更小的一类病毒更能生存。事实上，德尔塔病毒区别于原始新冠病毒的流行病学特征正好具备这两大特点。看来，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论，再一次为认识新冠病毒的演进规律提供了理论基础。
　　2，防疫机制，要在第一类错误和第二类错误中寻求最佳平衡
　　刘国恩：在统计学上有第一类错误（Type I error）和第二类错误（Type II error）的重要区分。以防疫为例，第一类错误是说如果防控边界划得不够充分，姑且叫弱干预，就会增加防疫失败的错误风险。与此同时，弱干预对公众造成的直接影响更小，包括降低个人让渡的出行自由、工作机会以及社交生活等代价。第二类错误则是指如果扩大防控边界，自然会降低防控失败的风险，但同时会增加伤及无辜的错误风险，从而使公众付出的“误伤”代价更高。
　　对于责任主体而言，实施干预措施的强弱取决于如何权衡抗疫风险的个人责任和他人代价的取舍关系。通常情况下，如果出于责任主体的利己动机，其理性选择一般是趋于强干预，即降低一类错误，同时也就扩大了二类错误。事实上，历史上很多所谓“宁可误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的观察，为责任主体往往采取强干预的动机提供了极端的例子。
　　回到新冠抗疫的措施选择上来，我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更加复杂。因为疫情传播的纵向动态关系，抗疫措施强弱的选择一方面要考虑当期的一类错误与二类错误的取舍；一方面还要考虑当期干预行动与长期效果之间的关系。如果实施强干预，抗疫失控的一类错误风险自然降低，但同时增加了防控代价过高的二类错误风险。反之也然。
　　面临如此大规模的全球大流行疫情，各地的责任主体所承受的“两难”选择压力应该不小，如何“合理”决策实属不易。也正因为如此，更有必要在公共空间讨论上述类型的错误风险与公共代价的取舍关系。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公众越明白相关问题的取舍关系，也就越能理解并支持基于共同认知的合理决策，抗疫工作也就越能更好推动。在现代社会的治理中，应对具有重大负外部性的公共政策选择，最佳的办法之一就是增加公众的知情度和参与度，尽可能向公众宣讲问题的性质和不同措施的利弊。
　　刘国恩：根据不同城市、不同地区甚至更小范围的风险等级进行防控，无疑是更为科学和优化的措施。其实，越来越多的地方也正是在开展富有弹性的抗疫措施。比如，现在各地根据疫情程度划分为高风险地区、中风险地区、低风险地区，从而对人们的出行和公共活动进行强弱有别的抗疫干预和动态调整。
　　基于不同风险人群进行强弱有别的抗疫措施，也可称为“靶向”抗疫，早在2020年初就有欧美学者开始论述。从道理上讲，并不费解靶向抗疫为何更为可取。如果能够识别病毒传播风险，针对高风险地区和高风险人群，实施高级别的抗疫干预，不仅能够更有效阻断病毒传染，也能够更好集中配置资源，从而更具有经济可持续性。与此同时，靶向抗疫所殃及的无辜地区和人群也更少，其经济活动、社会活动也少被耽搁，无疑更有利于提升社会抗疫的整体有效性和公平性。
　　中国这么大，地广人多，为了更好推进有效精准的靶向抗疫，防疫的责权制度也还可以进一步完善。
　　首先，需要探讨社会设定一类错误的基本原则，其中包括两个重要考量。一是科学考量，从理论上判断能够降低一类错误的极限，包括是否能够彻底清零。二是效益考量，从实践上分析降低一类错误所要增加的资源消耗。人们常说“生命无价”，我想这只是人们的价值取向，强调社会对生命的珍惜和尊重，而非无视资源约束的行为范式。因为，当干预某种疾病风险的一类错误越逼近极限，资源约束一定越来越紧，人们面临的另类风险自然升高，包括其他疾病与生活困境等次生灾害。其次，明确了抗疫所应达到的科学可行与经济有效的目标，各地责任部门就可能更好地开展因地制宜的差异化干预。毋容置疑，只要各地主管部门能够更好发挥各自的创造性和能动性，长期抗疫的效果和可持续性才会更好，其社会和经济代价就会更低。
　　3，避免开放落差，要靠群体免疫
　　刘国恩：中国去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2.3%，主要得益于在第一季度政府推进的强有力防控措施，尤其是全国上下民众的高度配合，通过让渡个人巨大的自由空间，为阻断第一波疫情的蔓延贡献了决定性力量。换言之，疫情重袭下的经济复苏来之非常不易，太多人也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其中，由于地区之间和收入阶层的差异，各地严格统一的抗疫措施，客观上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更大，因为他们原本的个人储蓄就低，一旦数日无收，其进一步的生活难度可想而知。
　　从全球疫情最近数月的趋势看，现在讲大局已定恐怕为时过早。当然也有好消息，因为全球疫苗接种人群的不断扩大，德尔塔病毒波的冲击似乎下降得比预期快不少。尽管如此，夏季即将结束，有无新的变异病毒接踵而至，还难以预料。
　　当下，德尔塔病毒仍在不少国家继续，无症状传播力比原始病毒更强，幸好杀伤力相对更弱。尽管如此，我们继续维持清零目标的防控压力仍然很大。国门开放的大小，既是影响输入性风险的决定性因素，又是国家对外经济活动的关键通道。当前，中国宏观经济的贸易依存度在1/3左右，因此在新冠输入性风险与对外经济活动的取舍决策中，如何把握最优的国门开放度是影响我们发展大局的重大挑战。
　　刘国恩：很多发达国家，像英国、法国、德国、以色列、新加坡等，他们接种疫苗的比例很高，尤其是完整接种的人群比例，目前处于在开放国门下的抗疫优势。如果新冠病毒长期与人类共存下来，现在也越来越成为大势，那么这些国家通过进一步的疫苗接种实现群体免疫屏障，他们在抗体保护率方面就更有科学优势，也就意味着他们之间采取全面放开的条件就更加成熟。
　　对于我们而言，目前除了进一步加强疫苗认知的公共传播和接种推广行动，同时应该考虑开展开放抗疫的试点特区，测试开放条件下新冠感染的公共风险，探索如何与病毒长期共存所需的医学手段和其他条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国门开放落差，从而增强长期抗疫和开放经济的韧性和增长潜力。
　　刘国恩：根据人类在过去的100多年抗疫经验，疫苗手段确实是应对大多病毒的最佳预防措施，也是人类与病毒长期共存的保障。
　　大家经常提到的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当年致死近1亿多人，其中大多为青壮年，但其流感病毒已同人类长期共存下来。如今，季节性的流感时不时来一次，尽管无法完全阻拦，但人类通过不断更新换代的疫苗，已经不再惧怕它的出现。因此，我们说战胜病毒，并非意味着病毒被彻底消灭，而是通过科学的疫苗接种手段，保障人们可以正常的生活与工作。
　　刘国恩：长期看，开放抗疫一定是大势所趋。诚然，开放国门可能增加输入性风险。但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科学评估开放对抗疫和经济的利弊。事实上，人类发展的历史从来就是一部伴随和应对各种风险的成长史。对每个人而言，生命只有一次，无人不怕死。因此，恐惧风险和主动避险为人之本能，无可非议。矛盾的问题是，但凡活着，风险无处不在，包括吃穿住行的所有举动。我们出行乘坐汽车、高铁、飞机，哪样没有潜在的灾难性风险？但人们是否因此就不出行了呢？果真如此，如果大家都足不出户，其实另类风险更大。暂且不说其他风险，断粮缺水首先就是致命性的最大威胁。
　　所以，中国的发展不仅需要开放，而且更大的发展源于更大的开放。中国和西方国家采用的防疫模式虽然不同，国家的体制机制也有别，但全球化使地球越来越平的大趋势不会变，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取向不会变。在应对新冠全球大流行的问题上，各国面临着本质相同的风险和约束条件。因此，只有当全球抗疫的大局稳定下来，无论其稳态是否与新冠病毒共存，人类生活才能回到自由往来的常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如何更好、更快地推进全球性防控合作，共享新冠数据、防疫技术以及国际援助，应该是当下世界各国寻找共识、共存、共赢发展的中心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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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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